人的一生,都在體制當中想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位置,有些人很快找到了,有些人沒有。
然而,在尋覓的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恐怕是成為父母,畢竟純真直率的孩子就像照妖鏡,逼著大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原本信奉的價值觀哪裡歪了、期待哪裡錯了,最慘的是,自己都已經焦頭爛額了,還得陪著孩子探索世界、探索自己。而陳裕琪把自己的「媽媽陣痛期」調整得很好,因為,她領悟到適度「放手」,可以幫助自己和孩子找到和諧相處的方法。
陳裕琪,2個兒子的媽媽,也是教育部國教署實驗教育審議及訪視委員,她走過的地方,都說她見證台灣這30年來台灣自學實驗教育的變化,她確實是,因為她曾經陪著小兒子走過自學之路,也曾經疼大兒子努力衝撞體制。她認為,現有教育制度沒有錯,但它較適合少數菁英學生,大部分的學生,並沒有分配到足夠的目光,他們閃閃發亮的特質,很難受到重視,或者擁有足夠的資源支持。
陳裕琪的2個兒子,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個體。她曾在電視節目《大雲時堂》中分享,還沒有孕育孩子的時候,她對未來有個美好的想像,她的孩子「不要很失敗」,他們要過著成功的生活,有好的收入、好的工作。
不過,這一個想像被她自己打破了。自從兒子出生後,她敏銳地察覺他們是獨一無二的個體,不是父母的附屬品,於是她的想像跟期待突然就變了,她嘗試「退位」,脫掉權威的外衣,陪孩子探索每一個成長階段,並嘗試把人生主導權交還給孩子。
她的2個孩子都獨特,在體制學習不容易,但有一個留下來,另一個走自學路線。她說,家裡一直都是開明自由的,她盡量滿足小孩的疑問,看著他們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世界,也因為如此,2個孩子上學後,進入單一體制當中遇到不同問題,她也陸續帶著他們「逃學」多次,後來2個孩子用不同方法解決各自的問題。
她的大兒子勇於「挑戰」老師,譬如他會問老師「為什麼數學一定要有標準算法?」、「為什麼老師一直發考卷還領那麼多薪水?」然而,他也努力用好成績,換取在體制內「生存」下來的機會。這衝撞過程不容易,但他做到了。
而小兒子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國中時,成語註釋考「樹梢」的意思,小兒子寫樹葉的末端,但老師的標準答案卻是「樹枝末端的樣子」,讓她百般不得其解這兩個意思的差異,詢問老師得到的回覆卻是「讓學生互相改考卷,但大家答案都不一樣,為了順利改考卷就採標準答案制」,陳裕琪意識小兒子的語言能力被僵化的體制剝奪,決定帶他開啟自學之路。
開始自學時,孩子、對家長,乃至於對整個家庭來說都不容易。陳裕琪舉一個很小的例子,剛開始自學那段時間,小兒子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她在旁邊焦急,忍著不要介入,直到有一天,她突然領悟到自己的焦慮來自「覺得自己沒有把孩子教好」,如果嘗試讓自己不要插手,讓這件事情與她無關呢?
然後,她發現小兒子反而會因為濫用自由感到痛苦,讓她領略到,放手讓孩子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可能是個可行的方式,因為「孩子的自責反而比大人更深」。
後來,她在自學審議現場,看到許多家長就像以前的她,因為孩子,對自己百般不諒解,最後藉由審視自己,體認到孩子是獨立的個體,才有辦法牽著孩子的手,一起摸索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自學之路」。
如同每個孩子因為不同原因選擇自學,每個家庭遇到的困難也不一樣,很多家長擔心自學計畫如何安排、課程貴不貴、未來是否能重回體制、考試等問題,其實,學校、社會、網路上都能提供豐富資源,每個自學家庭總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而且到最後,自學生與家長,都能透過這個過程,更理解自己,成了獨一無二的人。
蔣佩庭
自新冠疫情爆發後,許多學校採用視訊上課,甚至創立遠距教學平台供未能到校的學生自主學習。然而,早在疫情前「自學」已是大家熱議的話題,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