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國中生割頸案悲痛之後,制度缺口怎麼補?廖瑞祥攝
新北市國中生割頸案震驚社會,然而在悲痛之後,暴露出的制度缺口該怎麼補上?基層教師、輔導人員紛紛指出,現行不僅校園裡的人力不足,無法妥善承接曝險少年,另一方面,前端的銜接機制也常見「分工不合作」,要求缺乏人力與權責的學校承擔太多事務,此外,更重要是對於家長,目前制度上缺乏課責機制,若未能完善家庭功能,校園裡的施力點實在有限。2023年聖誕節的那一天,台灣並不平靜,新北市某國中裡,出現了一名學生以彈簧刀攻擊另一名學生,導致對方大量失血的事件。受傷學生事後雖被緊急送往醫院,仍不幸在26日晚間過世。
新北市一名國三生遭同學持刀劃傷,送醫不治,社會震驚。救護車示意圖。本報繪製
這起案件引起社會驚慌,並被稱為割頸案。事發後討論在社群上彌天蓋地擴散,網友肉搜該位少年以及涉嫌教唆的乾妹,意圖採取網路時代的私刑正義。而另一方面,根據報載,犯案少年曾經出入少年觀護所後又回到學校,也掀起討論,到底該怎麼對待這些曾出入矯正學校、觀護所的「曝險少年」?
目前根據《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一名未成年學生犯了錯,尤其若牽涉到《刑法》範疇,嚴重者會先收押在少年觀護所最多6個月,而假若經少年法院判定有必要者,則會進入少年監獄,即是所謂的矯正學校;而不管要從收容、或是矯正機構中離開、回到原學校前,都要經過司法、社工、心理專家評估,後續回到學校時,也會有包含社工、少年輔導官等追蹤機制。
但這層網絡要承接曝險少年們,其實仍有不足。
問題1:進校門、上廁所都要人盯 國中主任嘆人力不足服務於北部某國中的阿廷(化名)是學校裡的輔導主任,他回憶,過去學校承接過一名從機構出來的學生。學生在國三下學期進入學校,家庭狀況非常差,母親從事八大行業,父親早就不知行蹤,從小在學校裡得不到肯定,反倒覺得在幫派裡找到溫暖,不只本身有案件,更因未滿16歲可以從輕量刑,而被大哥要求幫忙頂罪。
承接前除了跟機構開會、討論,阿廷也請輔導老師先跟這位少年進行連續3週的晤談,發現少年曾經幾度試圖逃離,原因是想回家找媽媽。他們發現,他心中最重要的是媽媽,尤其不想讓母親丟臉,過去學校要他找媽媽到校時,都會讓他暴跳如雷,「其實他是很自卑的小孩,只是用氣憤、生氣把自己武裝起來。」
輔導主任分享曾經輔導機構出來個案學生所遭遇困難。諮商室示意圖。資料照片
當時時值4月,5月就要迎來國中會考,不少老師其實對要接下這名學生感到擔憂,擔心影響班級秩序與成績,校內跨處室連開了好幾場會議,最後決議先不讓他入班,也就是說,每天上課時,少年不進教室,而是在輔導室或其他地方看書,就連上廁所、放鬆打球時都必須有老師陪同。
這段過程裡阿廷發現,這個學生其實很喜歡畫畫,也表達自己想繼續唸書,或許以後高中可以讀設計科、當刺青師。
然而,隨著時間流逝,少年開始對自己被「關」在輔導室感到厭煩,越來越容易跟老師起衝突,甚至意圖攻擊老師,老師跟他相處時必須站在門口,以備隨時逃離;後來大家討論後,讓他從只能在輔導室,變成每週輪流到學務處、教務處、輔導室,不斷變換環境下才稍微舒緩情況。
終於等到5月會考登場,阿廷全程也陪著他完成考試,規劃等考後,就能讓他真的入班就讀,「但這時他就逃離了」,少年最後還是沒拿到畢業證書。
阿廷坦言,學校可以做的很有限,輔導需要長時間才會看到成效,老師們能做的,最多就是能穩定學生的心理狀況,讓他願意待在室內看書,而每天他一到學校,就得有專人從校門口開始陪著,接著輔導室、各處室都有人要來幫忙,光一名學生就要花上這麼多人力,但老師們自己還有課要上,輔導老師也還有其他學生需要協助,「我們人力真的不夠,需要更多支持。」
有校長表示,對學生實行安全檢查也是一大問題。上學示意畫面,圖為師大附中,與新聞無涉。廖瑞祥攝
不少學校對於如何預防也感到頭痛。德哥(化名)是一名南部的國中校長,新聞發生後,他們學校隔天立刻對學生們做了遊走在法規邊緣的安全檢查,老師要大家:「翻一下書包,檢查是不都有帶到課本。」
那幾天的校園氣氛非常緊繃,德哥無奈指出,像現在連要檢查、保管學生手機都有重重困難,檢查違禁品也讓人頭痛,尤其國中來說,儘管少子化下學生減少,每位教師仍要面對20多位背景相異的學生,「如果一對一,我絕對可以好好講,但這麼多人只能用搜的」,他感嘆,社會走得太快,教育的支援卻不夠,「我們現在都在開玩笑,校門口要放X光機。」
對於目前能夠管校學生的手段,德哥也無奈談到,《少事法》新制去年(2023)7月上路後改為輔導先行,像是攜帶刀械、毒品等行為,原本是直接移送少年法院,現在則改由各地的少年輔導委員會先行輔導。他指出,實際上學生就是在學校裡,少輔會是另外跟學校預約時間到校,等於實際的輔導來是由學校進行,但目前校方在管教手段上卻缺乏強制力,「我連到底能不能沒收刀械都不確定」,呼籲除了需要專門人力處理外,也需要在制度上授權,不要讓現場有責無權。
問題2:轉銜機制「分工不合作」 老師還得扮少年隊找學生林上能是諮商心理師全聯會的常務理事,過去也曾在學校擔任專輔人員,他回憶,自己當時常要在晚上去學生會聚集的地方找人,提醒要早點回家;這不但已經超出原來的工作範疇,更會有危險,他只好拉著轄區內熟識的警察一起同行,「我就說你保護我的安全,我幫你做業績。」
身兼多職下,他要輔導學生時反倒遭遇阻礙。學生們後來說他像兩面鬼,認為他會洩漏秘密給其他人。
根據規定,學生從矯正、收容機構離開後,回到學校時會有轉銜會議評估學生情況,後續並仍有社工、個案督導等追蹤機制,但林上能認為,相關機制常常處在「分工不合作」的狀態,也讓後續的防護無法有效落實。
要接住「曝險少年」,教育者面臨重重問題。示意圖。本報繪製
林上能表示,當然有些人配合良好,但像他遇過社工一句「找不到學生家長」就置之不管,少年輔導官則認為,看好學生是學校的義務,所以最後責任,就落到最沒有能力、權力的老師頭上。但他指出,學校對學生的校外生活掌握度其實很低,社工、少年隊、少年輔導官在這部分其實比老師能更有作用,所謂社會安全網其實還需要更多合作。
在學校的能量缺口,與轉銜機制的疏漏之外,更有如今制度鞭長莫及之處,教育議題往往最難處及的就是家長。
問題3:家庭問題學校管不到 教師憂:放學又故態復萌台中善水國中小是專收中輟或有中輟之虞學生的中介學校。曾服務於此的教師鄭春女直言,學生當初會犯罪進到矯正機構,往往不是學校教育,是因為原生家庭,「可是矯正教育後,他又回到原生家庭。」
鄭春女認為,從她在各個校園穿梭的經驗可以發現,在學校的老師只能處理一般性事務,個案需要另外處理,曝險少年大多來自破碎的家庭,這些問題無法單靠教育局、學校處理,應該要更有社政部分介入,政府該要有橫向跨部門的合作才行,「否則他放學一離開校園,又是回到原本的環境裡。」
目前,各縣市政府的家庭教育中心都會舉辦親職教育,且少觀所、法院也會要求個案學生的家長參加相關課程,但林上能根據自身的授課經驗指出,固然有的家長認真上課,但有些心態就是認為:「小孩不乖才害我要來上課」、「很無聊,我要忙著上班」,態度非常敷衍,就此他認為,大班制的教育根本沒有用。
全國教師會侯俊良理事長表示,對還沒到需要保護管束程度的學生,學校能做最嚴重的處分就是責令家長帶回管教。廖瑞祥攝
來自第一線的基層高呼無奈,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侯俊良則另外分析,對還沒到需要保護管束程度的學生,學校能做最嚴重的處分就是責令家長帶回管教,「但很多帶回去也不會管,甚至放他在外面遊蕩,學生更開心,等於是去放假。」
增補人力、設中介機構外 基層呼籲:加強家庭教育第一線看到的問題層出不窮,他們又期待怎樣的協助?對此,阿廷呼籲,要增補人力,可以考慮設置類似特教生助理員的專責人力,在校園陪伴這些學生,否則目前第一線專輔教師除了人力不足外,還有其他學生、行政工作要負責,「常常跟一個學生一談就要1、2節課,就沒辦法再顧其他人。」
林上能則認為,學生從矯正機構離開後、回到一般學校前,仍應有中介教育機構,不是讓學生直接進到校園裡,否則一來學生會擔憂自己被怎麼看待、產生抗拒,再來學校裡有些教師未必有足夠知能,無法妥善協助學生準備,像他就看過不少學校,學生因此不斷在輟學、復學間擺盪,就連老師也感到很挫折。
他也認為,其實從矯正機構到學校的銜接過程裡,家庭教育中心也應該一起參與,除了強制親職教育外,還有包括家庭諮商,或家長個別諮商,這樣的意義是,透過社政跟警政的公權力介入,讓家長有效地接受輔導跟指導,「這樣子才會有實質性,能真的進入到家庭。」
對此主張,侯俊良也表贊同,指出應該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家庭教育是核心,但老師對家長根本沒有約束力,呼籲可以思考比照強制入學的精神,學生該入學,家長卻未讓學生入學時會有處罰,對於家長未善盡照顧責任也該課責。
教育部4日邀請教師、家長團體、六都代表討論校園輔導管教措施。圖為教育部長潘文忠受訪。資料照片。吳尚軒攝
面對風風雨雨的呼喊,行政院於今年1月2日、第一個開工日便緊急召開跨部會會議,4日再由教育部邀請教師、家長團體、六都代表討論校園輔導管教措施,會後部長潘文忠表示,未來將擴充及建置中介措施,並規劃相關個案評估輔導機制,而校園人力的增補可望提早完成,國中輔導人力預計於114學年補足,國小則提前至116學年度完成。
從前端銜接機制到家庭功能,一起悲劇牽扯出了制度從裡到外的缺口,這些缺口能否如實補上?各界都期待著,政府宣示的改革決心能徹底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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