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荷蘭都更經驗帶回台灣　建築師鄭采和對「行人地獄」開解方

走在台灣都市街區，不難發現新舊樓房交錯，往高低起落房頂看去，是一條毫無邏輯規則的天際線，再往路面看，行人與汽機車共享一路，不免讓人想到「行人地獄」的無奈。擁有荷蘭都市規畫經驗的建築師鄭采和認為，亞洲人將房子視為「資產」，鮮少延伸想像自己與房子、街區、城市之間的關聯性，各自獨立無關，光靠都更現行策略無法徹底解決問題。不過，在她看來，台灣包容多元文化的性質，若人民與政府願意，不妨共攜開展一場城市冒險，讓不同群體都能自在居住、綻放，摸索出專屬的城市特色，而她也將自己的經驗與想法，寫進《我在荷蘭當都更說客》一書，分享以人為本的都市再生歷程。

從新竹到台南讀書　她察覺城市不同底蘊

鄭采和是新竹囡仔，直到大學考上台南成功大學建築系，才正式「移居」到南部，畢業後赴荷蘭的「貝拉格建築學院（ Berlage Institute）」攻讀碩士、工作，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居住12年，每個階段都有她對都市規畫的體悟。

她說，從新竹到台南唸書，她第一次具體感受到「城市」這兩字背後的涵義，原來「新竹」與「台南」不只是地名不同，包括建築、人民、飲食、歷史、風俗習慣、街景都不一樣，「以前在新竹都是家裡和學校兩點一線，在台南不一樣，我騎三陽50跟社團朋友徹夜到處去探索，這種自己擁有行動力，讓我能在移動當下的時間與空間連結在一起，更具體認識這座城市。」

也因為這些體驗，鄭采和後來在選擇國外研究所時，決定申請荷蘭的學校，而不是隨主流到美國。

她解釋，美國的建築研究所較多注重形式上的表現，重視建築物設計如何成為一種美學的產品，而歐洲的建築所則會納入城市脈絡研究，後者讓她很心動，「雖然台灣留學的主流國家是美國，出社會後學歷承認與工作機會相對多，不過，我還是覺得注重都市研究與社會研究的學校很吸引我。」



在父母支持之下，她申請上荷蘭鹿特丹市的「貝拉格建築學院（Berlage Institute）」，當地華人少，她是學校少見的台灣學生，可見當時台灣對荷蘭的認識，相比美國少很多。

她笑說，到荷蘭念書後受到文化衝擊好幾年，譬如下午5、6點商店都關門、食物不符合胃口、不通荷蘭語，學校不提供宿舍必須自己解決住房問題，種種經歷至今想起仍不堪回首，「而且荷蘭冬天黑夜長，研究所有一年去城市規劃公司實習，每天上下班都是黑夜，公司又設立在無人的港口旁邊，常常覺得自己活在蕭瑟的電影場景之中。」幸好，她熬過來了，再加上搬到阿姆斯特丹工作幾年，她從荷蘭歷史脈絡了解都市規劃進程演變，以及現在為何擁有如此多元形式的建築共存。

多元建築形式　以應變每個人個階段的需求

鄭采和分享，台灣房子不管幾房幾廳、格局如何，房子對人民而言是住所、是資產也是投資，許多人將買房列入人生重要清單，直到學運民運開始，社會住宅等概念才漸漸普及。但荷蘭不一樣，土地國有，炒房比較不像台灣是全民運動。除了政府推動的社會住宅之外，有單身住宅、寵物住宅、單親媽媽公寓、籌資自建「共享住宅」、船屋等等，租房市場商機蓬勃，因此幾乎人人都可視個人需求、財務狀況找到合適的住所。



她認為，家在當代意義應是以「愛」為基礎，可以是伴侶之間的愛、可以是對寵物的愛、也可以是單身自愛的人，「家的狀態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狀態是沒有永恆性的，它充滿變化，在荷蘭提供多元形式的住宅，就是為了貼合不同需求的民眾，反觀在台灣，住宅的多元性與『家』之間的連結還沒有發展起來，住宅作為地產的投機遠比它作為家的意義重大。」

而這些概念，其實是荷蘭經過數百年不斷修正蛻變的歷程。

她從歷史角度切入，說明阿姆斯特丹早從17世紀開始擺脫政府極權統治與宗教影響，開始勇於表達自我，建立理性思辨能力；另外，為解決城市發展需求，上到官員，下至人民相互合作與海爭地、治水安居。因此，這數百年運作磨合下來，荷蘭人建構出一個追求個體自由，同時又講究社會秩序的國家風氣，「在這樣的多元制度裡，每個人都擁有極大自由發揮的空間。」



她以自己在阿姆斯特丹的租屋經驗為例，幾次搬家體驗到不同城市區域及各種多元的、租房模式。

她說明，荷蘭租屋類型分為3種，首先是政府社會住宅，租金由政府定價，保障中低收入戶能夠用相對低廉的價格入住；第2種為形似台灣租屋，房租價格由屋主制定、不限制調漲，回歸自由市場機制；最後則是社會租金住宅，屋主可自由選擇租客，不過租金價格必須依據政府的評鑑系統分級酌收，愈舊、愈小的房子，租金愈便宜，反之較貴。

另外，不管是不是荷蘭籍公民，只要房客在荷蘭租屋住滿一年，便擁有租房的「永久居留權」，房東無權任意找理由趕走房客，可安心住下來。而且為了確保租客權益，政府會派員訪視，在社區設有「鄰里中心」協助人民媒合、解決各式租屋問題。

她說，當初透過房屋仲介找到舊水管區「社會租金住宅」房子，每月租金670歐元，後來政府派調查員關心她租屋狀況，告知她遇到黑心房仲超收房租，建議她到鄰里中心了解狀況，政府可寄出警告信函給房仲，她也可以硬起來提告房東、房仲並要求賠償。



後來，房仲找上門，雙方協商後，她的房租降到每月400歐元，整整少了三分之一以上，還另獲2500歐元賠償金，多年後，又有房仲找說客上門、寄恐嚇信給她間接脅迫她搬走，幾經迴轉，她獲得合理賠償金搬離，進到自由市場租屋裡，而這些經驗也讓她了解荷蘭的租屋系統是怎麼運作的。

至於其他不同房屋形式，鄭采和舉朋友海恩為例，海恩是一名荷蘭籍的建築師，同時擁有社區規畫專業，20幾年前，阿姆斯特丹政府正拓展新市鎮艾堡島，海恩便與一群朋友籌集一筆資金，向政府爭取其中一塊土地，向銀行貸款，直接跳過財團、建商、營造商，在建築師與專業經理人協助之下，用少於市價超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價格，成功自建一座共享住宅。

海恩的共享住宅，不單純是「住宅」，4層樓高的建築裡不僅僅擁有52戶私人住房，還有花園、餐廳、辦公室等多元空間，包括街道，整個基地大小幾乎是一個街區。她說明，「共享住宅」即是居民合資興建集合住宅的概念，自2008年的金融風暴以後，已在荷蘭行之有年，適合提供沒有財力入住豪宅，也不需住社會住宅的小康民眾。

阿姆斯特丹紅燈區改造　體現一場城市大型變革歷程

除卻荷蘭多元住宅形式，鄭采和在荷蘭建築及城市規畫工作、荷蘭國家建築基金會爭取城市改造案等經驗，更深入了解荷蘭都市規畫是怎麼一回事。

其中，阿姆斯特丹政府原先計畫全面收購關閉紅燈區的櫥窗，然後改建街區、引入高級住宅開發案，所以需要都市規畫專家研究執行後將會對街區經濟、性產業者、房地產帶來什麼影響，藉以評估計畫可行性。

為此，鄭采和開始進行相關性產業櫥窗歷史演進、田野調查性工作者、櫥窗仲介與地主，以及收集社會組織等意見，提出舊城區結合性產業城市改造案。

她在研究過程中，了解無論在哪一個國家，性產業背後的利益結構相當複雜，牽扯社會道德觀、跨國人口買賣、櫥窗經濟、街區治安等層面，若以櫥窗經濟來說，聖安妮街區的幾名櫥窗地產的大地主，每年可賺高達270萬歐元（約台幣1億元），因此，光是調查就不容易。她在每一個研究關卡都得有人支持引薦才能進入，「剛好我是一個華人女性，如果是白人女性或男性來執行，這樣的研究計畫案很容易讓當地的性工作者有不對等的觀感。」


鄭采和分享，政府在2009年開始推動收購櫥窗行動，執行數年間，曾與地方住宅法人「NV城市資產」合作融資併購櫥窗地產。在她的研究案後期，她提出「住商辦綜合大樓」納入性產業、娛樂文化產業、商業辦公室發展，還有「政府與地主進行產權交換，將櫥窗集中管理」以減少延街面櫥窗數量，讓街道空間多了彈性運用空間，而不是被櫥窗及觀光客塞爆，這些構想被地方政府納入評估報告書中，也影響了後續的城市重建發展。

她笑說，荷蘭人擅於表達想法，爭取自己的權益，也會尊重不同的意見，因此，都市計畫往往需要數年、數十年間推動，紅燈區改造計畫今已經相隔超過15年，仍緩緩推動著，目前阿姆斯特丹政府已請市民發動公投，研究在不同城市地區興建「性專區複合式大樓」，裡面除了性專區之外，還可設置電影院、同志劇場等文化場域。

返台7年 尋找台灣都市改造的可能

2017年，鄭采和回台灣執業，陸續參與幾項都市規畫改造案。

她表示，從荷蘭回到台灣，自己又經歷一番文化適應，從荷蘭人的敢言直接、接納創新的思維，跳到台灣人比較怕打擾麻煩他人、資本操作恐怕是最優先考量的環境。

鄭采和舉例，台灣的「行人地獄」除卻交通設計之外，另與早期的城市規畫息息相關，「以前我們的城市設計都以車為本，不是人本思維，道路都規畫好了，壓縮建築、社區與人行道的規畫。」她認為，人與車輛需要被適當分開，可成為行人地獄的解方，「就像台北的民生社區，人車不爭道，且充滿綠樹植栽，環境相對宜居。」

至於台灣的都更，她也有不同看法，台灣的建築與城市設計是分開的，現在台北都更建案為了加速重建採用「危老思維」蓋了很多小高樓，可是樓與樓之間並沒有文化與社區的整合概念，建築高度不一、沿街店面寬度不夠，街道開放空間不夠，整體沒有彈性空間可言，整座城市的街道感也愈來愈狹小。

不過，直接重建一座城市的成本太過高昂，鄭采和轉用樂觀態度找解方，譬如政府可以善用台灣「小經濟」的優點，建構台灣獨特的都市改造計畫，不管是豐富多元的小吃，或者有地方性特色的藝術表演文化，都有機會建構成社區與商圈，讓有興趣的人民或遊客都可以自由前往。


而所謂小經濟，就像國外推行多年的「夜經濟」，日本東京的居酒屋、美國紐約的百老匯帶動周遭戲劇表演活動，將獨特的文化發展帶入經濟體系裡，提供人們不同夜生活體驗，「國外政府甚至有政策推動支持夜經濟，我覺得台灣有發揮空間，現在正帶著學生一起研究可行性。」

她也說，其實如果要發展都市文化，政府必須先提供「廉租或免租」政策，才能推動城市空間創造，「道理很簡單，如果人們可以減少些許房租與生活費的煩惱，那麼他們的創造力會發展地更快、更蓬勃，而且作品可以保存傳遞下去，影響更多人。」就像荷蘭政府先前就在幾個城市城鎮推出計畫，每月提供藝術家750歐元的生活費，讓他們有專心創作的空間，目前計畫總結發現，人們在生活壓力減少時，更樂意幫助別人，對慈善社福團體有助益。

鄭采和期待，人民若願意支持都市整體規畫的概念，包容接受不同文化、群體，那麼推動改造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可能，希望政府的公務員能夠更站在人民立場角度思考，確實公開傳遞資訊，確保每個人都有參與城市重建及創造生活的機會。

鄭采和小檔案

學歷：成功大學建築系學士、荷蘭貝拉格建築學院碩士
現職：鄭采和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中原大學地景建築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專業：都市設計、老宅改造
經歷：
阿姆斯特丹的都市規劃專案「阿姆斯特丹市紅燈區改造工程規畫案」及「阿姆斯特爾三閒置辦公區複合性再利用規畫案」曾經獲得荷蘭國家建築獎金 （Nederlands Archfonds）
《Red Light City, The Architecture Observer, 2016》城市規畫專書作者
《我在荷蘭當都更說客: 阿姆斯特丹以人為本的十年街區再生筆記, 時報出版, 2024》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