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人物2-1】揭5年前非法移工遭菜鳥警打9槍死亡過程 金馬導演蔡崇隆：無法迴避的痛苦

如果將國家體制譬喻成一棟龐大建築，你有沒有想過，或許有人終其一生被拒於門外？甚至只能躲在建築陰影下見不得光？2017年8月，來自27歲越南籍非法移工阮國非，在手無寸鐵的狀況下遭22歲菜鳥警察陳崇文陸續開9槍，最後因失血過多而死，家人哭斷心腸。而阮國非究竟犯什麼錯被如此對待？做調查報導出生的台灣紀錄片導演蔡崇隆，帶著疑惑尋找答案，發現無論向何處走，終究回到僵化、過時、忽略使用者需求的體制前。

於是，蔡崇隆以紀錄片《九槍》將尋找答案的過程記錄下來，該片獲得2022年第5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他說，這份殊榮背後是移民與移工失去話語權得來的，實在無法引以為傲，決定放棄親自上台致詞曝光的機會。蔡崇隆說，他從小便知自己共感力強，因此拍片從不討論對錯，而是嘗試用不同切角拍，把不同角色、位置的人們記錄下來，好讓心內話有了訴說的出口。

阮國非的故事 不是單一事件

蔡崇隆說，《九槍》的越南移工阮國非是個才華洋溢的年輕人，他會吉他唱歌，運動能力也好，小學的時候就會和妹妹趁午休去賣冰淇淋，把賺來的錢貼補家用，心裡夢想要開車去旅遊。



不過高中畢業那年，因沒有錢繼續升學，1家9口經濟壓力沉重，貼心的他提早踏入職場，只是越南整體環境差，勞動力過剩賺不了錢。聽聞台灣是個友善的國家，於是貸款10多萬台幣仲介費來台工作。

阮國非先在科技廠當廠工，護照證件扣留在雇主手上，只是勤懇工作薪水卻遠不如預期，每個月的薪水只能勉強養活自己，根本無法照顧家人，更遑論替家人脫離貧窮，他向雇主與仲介爭取反映無果，日子愈來愈難過，某天夜裡與同鄉一起逃跑，成為失聯移工。

有組織與業務能力的阮國非，帶著一群失聯移工組成團隊，在新竹一帶接工地案過活，一群人有穩定案源和收入，卻失了合法身分與自由，白天晚上都需全神戒備關注警察。

阮國非對家裡一向報喜不報憂，有時才會在臉書上訴訴苦，幾篇短短一字或一句話，就能叫人揪心，「苦」、「不知道該怎麼選擇」、「從現在開始，對我來說，星期天不存在了，星期天就和星期一沒兩樣，只要上班，不想休假」、「時鐘即將轉到寧靜的深夜兩點鐘，但你又怎麼知道，在那裏有一個人徹夜不眠」、「覺得想家」、「什麼跟什麼，才新年就什麼都黑，眼睛痛，手機壞掉，口袋裡沒半毛錢。今年大概會失敗吧」、「我在人行道上不斷徘徊，不知道今晚該往哪裡去？」、「如果有一天，我在人生的路上跌倒了，媽媽，請原諒我。」



後來，阮國非因身心煎熬染了毒，狀況並不好。2017年8月某一天，在工寮旁的鳳山溪邊，他全身赤裸泡在溪水裡，精神看似恍惚，被警察陳崇文與民防用辣椒水與警棍伺候，他打傷民防鼻樑，試圖往警車邊上跑時被陳崇文前後共開了9槍，最終因流血過多而死亡。

當時台灣人關注這起案件的人並不多，社會輿論大多認為，阮國非不過就是移工，他吸毒又是非法身分，因此「死掉也沒有關係」，引起蔡崇隆的好奇，為什麼一個手無寸鐵的移工，會被警察開9槍？為此，蔡崇隆開始了解事件始末，赴越南採訪阮國非的爸媽和家人，也採訪了阮國非的辯護律師邱顯智、為基層員警發聲的王惀宇，再加上陳崇文密錄器影像，看到他從生到死的歷程，整理剪輯成紀錄片《九槍》。



值得一提的是，《九槍》的片尾曲〈為了妳〉歌詞取自阮國非的臉書，主唱卻是一個沒有受過音樂訓練的新二代賴學靜。蔡崇隆說，賴學靜的爸爸是台商，他在越南長大後到嘉義工廠工作，是個個性簡單、喜歡唱歌的男同志，「他本來不知道阮國非的故事，後來跟他講了，再加上音樂夥伴協助就去錄音了，他的朋友都是移工，可能也是有某種共感吧。」在錄音室用悠悠哀傷的歌聲，為已逝的阮國非唱出心聲。蔡崇隆還說，賴學靜現在正是阮國非當時的年紀，這樣的巧合與共感，確實讓人為之鼻酸。

「失了人性與人格」並不是一個人的錯　這是一齣社會集體式悲劇　

看過《九槍》的民眾，有人覺得槍聲像打在心上，也有人想像如果自己是警察，會作何反應？蔡崇隆說，他懂警察與民眾對這個「不明身分、精神恍惚、赤裸」的成年男子的恐懼，但他不認為，民眾對中槍的阮國非嗆聲「再囂張嘛」，第一台救護車先送流鼻血的民防而不是中槍的阮國非，還任憑他在泥地上痛得打滾，還有一名警察多次踩他的肩膀和小腿，這些種種反應，都不是身而為人應有的行為。

蔡崇隆說，人們總是期待弱勢「是完美的」，如此一來「施予幫助」才有價值，「阮國非不是完美的主角，他吸毒又拒捕，在人們眼中並非是值得被理解的對象，但我覺得不管他善不善良，他都罪不及死！」因為人們不可能理解一個人的全貌，更何況他是在手無寸鐵的狀況下被開9槍的。



他認為，只要是從人性的角度看「非我族類」，很容易有漠視、歧視、排外，因為陌生而恐懼，「別人多數，我少數」會怕是正常的，「我多數，別人少數」，那可能會衍生出「不把人當人看」的情形。

他舉例，《九槍》日前有場放映會結束後，一名服務台灣高風險家庭的社工舉手分享，服務個案當中有個小孩，曾說當媽媽在吸毒的時候，有個住附近的叔叔會陪他去玩、聊天，也會帶他回工寮一起吃飯，跟其他做工的叔叔關心他，可是後來叔叔不知道什麼原因過世了，原來，這位叔叔就是阮國非。在社工的心中，阮國非是個善良的越南人。

「一個人其實有好多面向，不該輕易對人下判斷，如果沒有社工分享，我也不知道阮國非這段故事，而阮國非明明在台灣遭受不平待遇，但他仍願意照顧台灣的弱勢孩子，讓我感到非常抱歉與難過。」蔡崇隆說。

怎麼與移工互動相處？蔡崇隆有解答

蔡崇隆認為，台灣人和移工最合適以「雇主」與「員工」方式相處，不須濫用「同情弱勢」的心情看移工，只要雇主提供合法、合理的工作條件就好，「我覺得同桌吃飯並不是平等，把移工當家人也大可不必，雇主怎麼沒想說員工的飲食習慣不一樣？或許吃飯時間他也想和自己的家人朋友聯絡一下呢？」他說，假使家人與仇人在光譜兩端，移工與雇主們的關係在中間值會是最好。

有趣的是，有不少人問蔡崇隆，拍這部片的目的究竟想改變什麼？是不是在譴責陳崇文？他對此感到很無奈，他說，其實把問題拉長遠看，他並沒有想要譴責任何人，也不論誰對誰錯，因為阮國非與陳崇文的悲劇，換作是其他人仍很有可能會發生，這是社會上每個人該去審視自己與制度的時候，像是有沒有可能修法，讓移工轉移雇主有更多彈性空間？有沒有可能讓警察接受更平等扎實的訓練？



《九槍》於去年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項，對蔡崇隆來說是意外之事，畢竟移工議題牽扯廣泛，在龐大的利益面前難免得罪許多人，因此他心裡是有感謝的，感謝評審們頂著巨大壓力，讓《九槍》被更多人看見。

如今，《九槍》計畫在全台校園、社團播映，蔡崇隆很期待藉此片與學生對話，告訴他們台灣與移工之間的隔閡仍很大，或許了解過後能漸漸改寫悲劇，而他目前也正在籌畫下一部紀錄片，他說，這真是一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又賺不了大錢，但他每次想到幾個非政府組織（NGO）工作者們用了數十年堅持一件事，即便環境與制度改變緩慢，他就能從中獲得繼續堅持下去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