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思賢專欄｜新住民、街友、台北車站席地而坐⋯⋯從多元共存到多元共融，這條路我們要走多久？

台灣一直有非主流族群如何平等共存的議題。例如較早有原住民的議題，後來則有無家者生存空間或同性婚姻的爭議，前陣子又有台北車站大廳是否開放給移工聚會的論戰。這些討論表示台灣確實是「多元共存」的社會，但以也顯示出我們離「多元共融」還差一些。

僅靠倡議無法實現多元共融

近年社運組織的積極倡議，確實是讓社會更包容邊緣族群的重要力量。但是光靠倡議來立定價值並不足以達到多元共融，還需要在生活裡創造真實的跨族群融合。

在此，我想先談談倡議的本質和它的限制。

什麼是倡議？它是一種說服的形式，用邏輯去論證何謂正確的價值，去說服大眾什麼是對的、進步的。比方說，我們可以向社會大眾說明無家者實際上有高達六、七成以上都有工作，並非一般想像中的懶惰；也可以傳達同性伴侶之間如果沒有法律保障會造成什麼後果；或是去論述現行公共政策與人權之間的矛盾。

倡議有清晰的方向，可以很快動員社會並對政策施壓，不管對自詡有進步價值或善於「測風向」的政治人物，都可以很快產生作用。但是它也有一些風險，尤其是倡議者在道德上的高姿態時常造成抗拒。對一開始持有不同觀點的人來說，說服常常造成反效果。當社會決定要改變，「改變」本身就是壓力，因為沒有人可以完全確知這項改變是好是壞。每一次變遷在很多人眼中都是一種失序，這包含了對未來的不可預測、對個人努力的成果不再有控制感，而這感覺很容易在說服的壓力下產生反作用力。加上同溫層效應，就形成兩個對立的陣營。於是，兩個陣營相互貼標籤，不想改變者指稱對方為「左膠」，認同改變者則說對方在歧視弱勢。

當社會的弱勢者獲得更多權利時，這當中的緊張會不斷累積，這是台灣絕不可忽視的問題。

台灣擁有多元族群社會，共存共融變得很重要。（圖片來源／Pixabay）

社會需要更多平等交流的空間

因此，政府就必須創造更多的對話平台，這個平台不是什麼論壇或傳統的公聽會，而是在生活裡創造一種自然的、平等的互動機會，讓不同族群可以自在的交流。

前幾年德國對難民的作為或許可給予我們借鏡。2010年起，很多難民或是經濟移民從敘利亞、阿富汗、厄利垂亞等地移入歐盟區域，廣大的難民潮也造成不少德國公民的不安與反彈。然而德國的四大博物館招募了一些難民成為導覽員，他們用自己的歷史觀點向當地民眾介紹各種文物。由於打破了當地原有歷史觀點的視野，產生不少的激盪而得到正面迴響。在這個過程中，日常生活的博物館導覽活動成了觸媒，讓難民與當地公民有了平等自在的對話平台，確實有助於化解歧見。

所以，我們需要這樣的跨群生活空間，但政府往往太快地「測完風向」，急於選擇一個政治正確的方式去回應社會壓力，事情過後卻很少去創造具體的共融生活空間。即使無家者「好好地」待在公園、移工安心的在車站大廳聚會，主流社會與他們之間仍然有一條無形的鴻溝，而對社會改變存在不安的人則繼續在「政治不正確」的壓力下累積負面感受。

事實上，台灣已經有許多團體在做類似的努力。以筆者熟悉的無家者議題為例，有「人生百味」邀請民眾一同送餐、與無家者聊天的「石頭湯」計畫；芒草心慈善協會的「街遊」計畫也持續在培訓街友成為導覽員；「浪人食堂」則雇用無家者在饒河夜市開張做生意。在這些作為中，主事者的重點是擴大不同族群的互動經驗，並維護雙方互動過程中的平等自在，才有機會促成大眾重新認識邊緣弱勢者，但沒有人在這裡被要求必須改變原有的觀點。

如果「多元共融」是台灣選擇的核心價值，那麼為邊緣族群創造自然的共融生活空間就是必要的過程。政府不管是自行規劃執行，或是與民間團體合作都好，別讓多元社會只是成為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