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在現場（下）】顧洗衣工染疫　和平護理長鄭鈺郿：年輕時憨膽嘸驚

新冠肺炎（COVID-19）5月1日降級，在疫情初期，台灣迅速建立防疫機制成國際典範，許多人都說得歸功於SARS。這番話在當年參與和平醫院封院的醫護人員耳中，不是嘉勉、不是驕傲，反而像是被粗魯地揭起深藏心裡的傷疤。

2002年11月，中國廣東省佛山出現非典性肺炎（SARS），隔年3月14日，台灣出現第1個境外移入病例，病毒就此散播開來。4月22日，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24日緊急封院，當時全院約有1300名醫護人員、病患、家屬、看護及工作人員被封在裡面，院裡院外皆人心惶惶。直到14天後政府才決定解封，將確診病患轉出，總計SARS造成和平醫院57名員工感染、7人死亡，97名病人與家屬等染疫、24人死亡。

在SARS疫情20周年之際，《太報》採訪時任和平醫院胸腔內科醫師何松融，封院期間他在B棟8樓照顧確診病患與疑似病例，以及目前仍在院內任職的護理師鄭鈺郿，當時因照顧劉姓洗衣工等病患而染疫。

在封院期間看到同仁染疫身亡，又感受到幾乎被政府與醫院高層拋棄，再加上防疫資源短缺、資訊不透明，但仍強壓恐懼面對病人，這是當時第一線醫護境遇縮影，也是他們巨大難以言說的傷痛。講到最後，何松融不禁哽咽，畢竟20年來第一線醫護們多保持緘默，不想被冠上「抗煞英雄」的稱號，因為，這是他們不可承受之重。

「感染SARS後，我和書記在同一個病房，結果，我活下來了，他沒有。後來我回醫院上班，遇到書記的爸爸，他看著我說，2個人同天轉院卻不同命……」

我從學校畢業後就到和平醫院服務，在內科臨床擔任護理師，那時年輕，上小夜班，滿床的話我就得負責其中20床病人，很忙，但也熬得過。

發燒住院竟被診斷是「扁桃腺發炎」

SARS爆發那年，我23歲，還是憨膽憨膽的時候。我記得，封院前幾天，感染科與神經內科的病人，有10多個在發燒，我覺得很怪，照理來說，幾個差不多可以出院的病人狀況應該很穩定，怎麼又發燒呢？我去問醫師，他回答我「正常」，所以當時我也沒有繼續多想。



劉姓洗衣工是我的病人，他是一名小兒麻痺的病患，截肢，原本的生活就很辛苦。我記得17、18日那兩天，他發高燒又水瀉，被診斷是「感染性腸炎」，拉肚子拉到整個背都是，次數頻繁，到後來整個人脫力，無法下床，靠我幫他清理，他是真的可憐，整個住院過程都沒有家人來探望照顧，一切都是簡便的，連衛生紙都沒有，只好用我的。

隔沒兩天，我發燒了，去診所看診，醫師說是扁桃腺發炎，我當時沒多想，醫院人力緊缺，沒辦法說休假就休，休的話，病人怎麼辦？所以我照常上班，聽同事說另一名大夜班的護理師也發燒了，算一算，當時科內護理師15人左右，就有8人發燒，沒多久，我們一群人被抓去照X光，全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21日那天，我因扁桃腺發炎被收住院，住在一般病房中，隔壁床是學姊，她也發燒，被診斷是尿道炎引起的。23日，封院前一天，我出現咳嗽、喘、拉肚子等症狀，被送到B棟8樓的肺結核隔離病房觀察，到這裡為止，我都還不覺得怕。24日開始封院，我得知消息後也只是愣一下而已，感受並不深，畢竟病房內的對外窗戶位置很高，我看不到院外混亂狀況，醫生與護理師也很忙，我只能努力應付自己不舒服的狀況，有力氣時照顧同房的書記楊淑媜。

那幾天，同事們只有隔離衣，第3天才有防護衣穿，忙到腳不著地幾乎一整天都沒有脫，她們說，真的好累，外面都沒有人來支援。

我心疼大家的處境，但我們心裡都很清楚，那時混亂狀況抱怨什麼都沒有用，我能為她們做的，頂多自告奮勇為自己打免疫球蛋白和抗病毒藥，減少她們的負擔，偶爾為她們加油打氣而已。

27日那天，我們被宣布是SARS病患，可以轉院，但醫師這時面臨一個抉擇，如果我跟書記兩個人只能轉一個，要轉誰？我記得，醫師當時很為難看著我，不知道要怎麼對我開口，我其實都知道，書記的狀況可能需要插管了，我的狀況比她好，除了很喘之外，其他症狀都緩解許多，所以讓書記先轉真的沒問題，只是我從沒想過，我們的人生居然會遇到生死選擇題，而且每個決定都可能會影響到他人的生命，那處境真的好艱難。



後來，書記在28日凌晨轉到台大醫院插管，我在同天傍晚轉到新光醫院，從此以後再也沒有機會見面。轉院那天，我穿白色病人服，被要求什麼東西都不能帶，邊喘邊走出隔離房，外面幾乎是淨空的，只有個人穿防護衣跟在我背後，舉凡我經過、碰過的地方，他就噴漂白水，後來我搭電梯到1樓，外面都是媒體，我在一陣閃光燈下，從通道門口上救護車。那時，我心裡只有「得救了」的念頭。

隔離期間看《蘋果》打發時間　最期待鼎泰豐小籠包

SARS期間，新光醫院收了4個染疫病人，包括台灣最先發病的曹女士，我、我媽媽，以及和平醫院的督導。我的主治醫師是感染科的主任，他的態度是積極的，每天都會追緊國際疫情進度，平均一天內進病房2到3次，做治療也做預防，並貼心為我更新媽媽和督導的病況，好讓我們都能安心，光憑這些，我真的很感激他。

我在想，媽媽是因為來和平普通病房照顧我那幾天，才染疫的。她回家很快就發燒被送到署立醫院治療，後來因為她住得不舒服，我嘗試聯繫她的醫師，很幸運地獲得協助，我媽媽也轉院到新光就診。我們在一起，總是比較安心。

在新光那一個月，我的狀況反反覆覆，醫師告訴我，劉姓洗衣工這波病毒，幾乎都會經歷2到3次高峰。我有一度血氧很低，手指和嘴唇發紫，整個人喘到累，肺浸潤嚴重，醫師考慮要幫我插管，我想也沒有想，直接反抗說不要，現在想想，那時的我，好像是個瘋子，為了不想經歷插管的痛苦，賭上呼吸衰竭的可能……如果真走到那一步，那我可能救不回來了。

再後來，我咳到氣胸，皮下氣腫，那時醫師還笑笑寬慰我「這下不用插管了」，並請來外科醫師在我的左右肩上各打一個洞，每天讓護理師按摩排氣。



有人問我，經歷和平封院，在新光隔離1個月，都是怎麼度過的？現實是，負壓隔離病房內有24小時監視器，很不自在，而且無論我做什麼都是又喘、心跳又快，光是下床上廁所，來回就得超過半小時，真的顧不上外面太多事。在和平時，同事偷渡收音機給我和書記打發時間，在新光，可以看電視和《蘋果日報》，那時《蘋果》剛出刊啊，我每天翻翻都能打發很多時間。

只是，我盡可能避免收太多疫情訊息，怕看到什麼內容，心裡無法承受，唯一期待只有朋友答應要帶鼎泰豐小籠包來看我，那真是我在染疫時期，鮮少開心輕鬆的時刻。

5/28，我出院返家隔離14天，躺太久肌肉流失，下床走路很吃力，必須復健。6月，我報名游泳，重新訓練心肺功能，我不敢說肺纖維化可以「逆轉」，但游泳確實讓我的心肺問題相對沒有那麼嚴重。



爾後，我回和平醫院上班，一樣回到B8照顧SARS病人，聽同事分享的封院歷程，我才知道外面發生這麼多事，驚呼連連，想著有些事不如不知道，這樣才不會那麼難受。

有一天，我在醫院批價櫃檯碰到書記的爸爸，他在那裡工作，他看著我說，書記和我同天轉出，但命卻大不相同，我聽了真的很捨不得。往後幾年，我們一群護理師會相約到忠烈祠看看護理長陳靜秋，捨不得她這麼年輕就走了。

因後遺症換了2個髖關節　它將在我的身體裡一輩子

大約是回醫院工作1年後某天，我在跑急救時，發現自己推不動病人，觀察一陣子，走路卡卡，腿痠痛地厲害，讓我很在意，所以回新光例行複診時向醫師提起這件事，他立刻告訴我，國際有不少SARS病人在感染期間因接受高劑量的膽固醇導致骨壞死，因此他立即幫我安排檢查、掛下午的骨科門診，結果確定真的是輕度骨壞死。對於這個結果，我當下只有愣一下，問醫師「所以會怎樣？」，他回答我，等用到不能用，再換人工關節吧。

我是染疫後4年先換右邊髖關節、再3年換左邊，當時骨頭疼痛的程度已經嚴重影響生活品質，靠止痛藥和高壓氧治療不是辦法，而且，我當時剛結婚想懷孕，若順利的話我勢必得面對負重及安胎的問題。做這個決定不只是為了我自己，其實，自從染疫後，聽過不少SARS病患被歧視的訊息，像病友會的朋友就說，聽過有人說染疫的女生會生出水腦兒，或者生不出小孩，我聽了實在很生氣，所以我選擇先到林口長庚動手術，想用這種方式破除歧視。現在除了小心不要摔倒，天氣變化難免有些痠痛之外，生活已經如常。

20年過後人事已非 有些人再也回不來了
這20年過得很快，SARS帶走護理長、書記和其他人的生命，當初有革命情感的同事們如今也各奔東西，而我因為骨頭關係早已離開臨床工作很久了，現在正在做社區護理相關工作以及教護校學生。



今年，B棟重新整建，整個8樓已經不一樣了，我覺得這樣也好，我們都可以重新開始。恰巧的是，市長蔣萬安23日包場請我們看電影《疫起》，裡面很多情節勾起很多回憶，有同事默默說：「我們不是要來道別的嗎？」那時我深刻感覺大家無法輕易放下當時所受的傷，這麼多年來鮮少提起，是因為大家各自用不同方式去懷念。

封院20週年那一天，我到康寧護校教書，向學生提起SARS，他們一臉茫然對我說他們才18歲。唉是啊，那時他們都還沒出生呢。那天下午，我經過松山機場，臨時決定下車去看飛機，我獨自一人看著飛機起落，心裡想著要去旅遊，還有，或許一年一年地過，會慢慢淡忘當時一切吧。

鄭鈺郿 小檔案
年齡：43歲
現職：台北市聯合醫院和平院區特色發展中心護理長
經歷：台北市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內科護理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