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卡斯.江瑟(Lucas Chancel)是任教於巴黎政治學院任教的經濟學家,其專長領域非常特別:在世界財富不平等的框架下討論氣候變遷問題。而他以《收入與汙染的世界不平等》為題撰寫的博士論文,其指導老師便是以《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成為經濟學界搖滾巨星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江瑟也是皮凱提領銜編輯最新一期《世界不平等報告》的撰寫人之一。
江瑟上週接受法國《世界報》專訪,提醒讀者對抗氣候暖化的戰役,以及對抗財富不平等的戰場必須同步進行,以下是這場訪談的精華。
在專訪中,江瑟首先提醒,雖然所有人都希望地球變得更適宜人居,但要如何達成這個目標對每個人而言意義不同。
對一個收入不高、儲蓄不多、除了開車外沒有其他移動方法的人,能應對這個問題的方式,就和一個有很多儲蓄,買得起電動車和改造住宅的人就大不相同。畢竟對後者而言,購買生產過程排放較少二氧化碳、相較昂貴的產品,或是少用殺蟲劑,並非難事。
因此,氣候變遷的問題一樣也牽涉到社會正義,以及應對氣候變遷的努力要如何在人群之間分配的問題。平均而言,法國每人一年的碳排放量是九噸,這九噸不是只有加到汽車裡面的汽油,或是提供看電視電力的天然氣,還要算進去製造一台電視機所用的石油或煤炭。
但深入了解發現,法國收入處於後50%、相對貧窮的階級一年平均只有五噸排碳量,比所有人口平均九噸排碳量少了快一半,而法國收入前10%的富有階級,每人平均排碳量高達25噸。當然,這是因為這前10%的人,比其他人消費了更多物品和服務。所以只看每一個法國人平均每年排碳量是九噸,實際上掩蓋了背後嚴重的不平等,還讓政治上的辯論只聚焦在諸如「法國人的柴油車嚴重汙染環境但人民還是拒交碳稅」,將普羅大眾都描繪成不重視生態的一群人,其實是個問題。
江瑟在專訪中被問到,雖然富有的少數階級排放了更多產生溫室效應的氣體,但若限制他們從事大量排碳的行動,例如搭乘飛機或乾脆關閉機場,造成他們創造的收入減少,不是一樣傷害到一般民眾? 對此,江瑟並沒有正面回答,只表示在氣候轉型的過程中一定會有輸家和贏家,要設想出補償輸家的方法,同時幫助因此失業的人,像是煤炭、天然氣、石油以及部分空運業的勞工。
江瑟還引用一個研究,顯示轉型後的整體雇用情況會更好,因為生態轉型會讓一部分的勞動人口有新的工作機會,像是在當地管理風力渦輪機和地熱廠,或是建造電池工廠網路以取代從沙烏地阿拉伯進口石油。會有一部分從這些新部門創造出來的附加價值,其實是源自於卡達或是沙烏地的主權基金。上個月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訪問法國時,便和法國簽約要在各種新能源項目上進行合作。
江瑟還提醒,可以借鑑如瑞典的經驗。在1970至80年代,是瑞典的各個市政府或社區先改變暖氣系統的投資,在市中心建立可以分享的網路,之後每個家庭可以自行決定要保留原本舊式燒燃油的鍋爐,或是轉向採用新科技、由可再生森林提供燃料的加熱系統。
針對建立這些新能源產業的資金從何而來,江瑟表示,部分來自於之前向國外進口石油的預算。他還強調,至少要投入相當於法國GDP的2%的經費在能源轉型和低碳運輸上。
在2019至2020的財政年度,法國對此的投資不到比1%,也就是不到300億歐元。必須要把經費提升到至少每年600億歐元。江瑟甚至主張,國家可以舉債來支應,因為這些支出的性質是投資,日後可以減少石油的使用,大幅節省開支。
關於經費來源是否要從富人身上徵收,江瑟認為,的確不該只強調徵收碳稅,因為這樣都是針對只能使用汽車的大眾階級,但從巴黎飛到蔚藍海岸的飛機卻沒有被徵收碳稅。
因此討論徵稅問題的第一步,是思考是要誰為了能源轉型做出貢獻,第二步才是建立一套財政制度,讓富有的人做出貢獻,例如,對他們繼承的財產課稅等,但這套制度本身是獨立於氣候問題運作的。
綜合上述各點,江瑟在訪談最後提醒,若要解決氣候變遷和能源轉型問題,需要的是兼顧技術、社會、政治還有財政各方面的方案。除了本地自行找尋解方外,其他國家的成功案例也可參考,甚至包括意識到此問題嚴重性的發展中國家。
江瑟最後舉印尼為例。印尼幾年前也曾歷經規模堪比法國黃背心的類似抗議運動,印尼政府最後決定運用針對煤油徵收的碳稅,新建一套社會安全制度。這類結合氣候和社會問題的解方,讓江瑟對於人類面對氣候問題抱持樂觀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