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死告白2-2】「沒有人是大魔王」 律師李宣毅直指制度3漏洞

如果我們認真地去追蹤這些滔天大罪的跡象或根源，那麼我們會發現，這些當事人之個人，素質可能是非常平庸的。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政治哲學家／納粹大屠殺倖存者）

加害者、受害者的真實樣貌與眾人想像不同。

李宣毅從業以來，曾參與過洪仲丘、小燈泡等案件，與鄭性澤等冤獄被害者也接觸過，在每個案件中，他的角色也多變，有時是被害者的律師，有時是加害者的律師，因此，他有許多和當事人和家屬接觸的機會。

他解釋，其實接觸久了，他發現，法律雖很明確定義「加害者」、「被害者」身分，但對於心理層面來說，界線卻是模糊的。譬如說，加害者的媽媽自身受到的衝擊、被社會的撻伐、被媒體挖背景，那些壓力讓她也有被害者的感受，「其實不管是哪一方，從親友的描述，他們都是我們生活周遭很常見的人，突然做了很極端的事，確實可悲又可恨，但他們大多真的是普通人。」

另外，外界認為加害者罪大惡極的形象，李宣毅則有不同認知，直言沒有人是真正的大魔王。

他分享，多年前曾接過一起刑事案件，是一名前夫在離婚當天，在法院前開車撞死妻子與妻子的律師，此案一、二審判死刑，台南高分院考量這對離婚夫妻有2名幼兒，以及《聯合國兒童人權公約》明訂，兒童利益與其他利益衝突時，應以兒童為優先，且事發後，加害者沒有逃離現場，報警並留在原地等待救護車與警方抵達，符合自首要件，更審宣判無期徒刑。

從案發到最終宣判，過程整整4年，法律界甚至有人呼籲不為加害者辯護的口號，但他頂著壓力接案，「他們很憤怒，認為我很惡劣……」

李宣毅說，他爬梳這起慘劇過程，發現夫妻兩人價值觀不一樣，雙方時有爭吵，有很長一段時間丈夫獨自帶2個孩子，妻子住娘家，「丈夫收入沒有很好，但每天仍很認真工作，照顧小孩，為了小孩的教育，在好學區租房子等等，親朋好友和里長都出庭作證他是很好的人。」

他回憶，這名當事人還曾說過，開車撞死人非本意，原本只是想嚇嚇對方，他後悔但也不逃避責任，「他沒有想殺人，但進行二審時，他不想再請律師，討厭廢死律師，他支持自己被判死刑。」

當時，李宣毅深有感悟，看到當事人犯案時對自己也很嚴苛，「後來我和邱顯智律師帶2個小孩去監所看爸爸，兩邊的情緒都很多，那次會面是在事件發生後，他們第一次在沒有外人的狀況下見面⋯⋯」這處境對原本很緊密的親子來說是一種撕裂的痛苦。

他認為，孩子們的處境很艱難，他們愛的爸爸竟然成為加害者，殺害的對象還是媽媽，在法庭上，他們該站在哪一方？「他們是行為人的子女，也是被害者的子女，孩子的情緒是很複雜的，我認為這件事所有人都是被害者。」

「We the people」 3點廢死強調真平等

支持廢死，在台灣目前氛圍就像逆風而行。

所有人都在問，為什麼加害者會這樣？李宣毅認為，人們會害怕很合理，他理解反廢死民眾的情緒，但其實，解決恐懼與未知的焦慮，不該用死刑解決。

根據司法院統計，自2014年到2023年間，6人被最高法院判決死刑定讞；同一段時間，有14人被槍決，其中，2014年有5人，2015年有6人，2016、2018與2020年各1人；法務部與警政署公布數據顯示，同段時間，殺人事件發生與槍決人數都有下降趨勢，也就是說，兩者不是正相關，死刑不一定能遏止殺人事件發生。

李宣毅直接給出結論：死刑沒有幫忙，反而幫倒忙。他表示，支持廢死有3大原因：
1. 忽略加害者犯罪成因：忽略家庭、社會、國家體制如何影響加害者人生。
2. 忽略被害者的支持需求：目前案件重點仍放在司法，但案件結束後，行政體系會抽走被害者的生活支持、情緒支持。
3. 忽略加害者社會復歸的重要性：更生人出獄後社會制度是否能給予幫助？

分析第一點，李宣毅說，根據廢死聯盟2023年調查報告，目前全台共有37名死刑犯，而他們的群體畫像有數據可供了解，譬如關押時間最短者9年，最長者已經35年；近3成60歲以上；多數只有國中學歷、高中肆業，大學畢業僅1人，換句話說，他們大多都在國高中畢業後踏入社會。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民意基金會於5月公布的「死刑違憲」民調中，學生、無業／待業者、勞工及基層白領人員能接受的比例較高，皆在3成以上。



若以社會階級角度切入，或許可理解為何弱勢和基層較能理解犯罪成因，才有相對高的比例接受死刑違憲。換句話說，在生活同樣處境的人們，較能同理彼此。

舉殺人例子來說，若發生在長照家庭，社會通常較能同情加害者的處境，係因長照問題相當普遍，幾乎是人人得面對的難題，癱瘓、中風、癌症、多重合併重症……，想起來就痛苦，因此即使加害者殺人了，人們基於共感，幾乎不會有「一人償一命」的念頭，且這時大家清楚意識到，社會制度仍有缺漏應改善。

當然，每件刑事案件背景不同，無法與上述混為一談，但不可諱言的是，上述長照悲劇加害者的形象，因為人們的共感變得十分立體，但2012年台南湯姆熊案的曾文欽、2014年北捷殺人的鄭捷、2016年小燈泡案的王景玉、37名死刑犯，社會是否有爬梳過他們犯罪成因？是否忽略犯罪成因才是悲劇的源頭？

而廢死相關的人權團體認為，如果人們願意瞭解他們的人生脈絡，或許可以找到防堵事件發生的切入點，讓這些悲傷案件發生機率會降低。這與加害者接受懲處並不違背。

關於社會體系忽略被害者需求，李宣毅也有體悟。他觀察到，人們終究討厭犯罪，他也是，想保護被害人，但如果真正執行死刑，以國家現有制度來說，社會會認為死刑已經給被害者交代了，會抽離協助資源，被害者必須獨自面對痛苦，「通常，被害者的傷痛都是在激情舞台過後才真正開始，加害者被執行死刑，很有可能讓他們感覺到空洞感，傷痛與恨意不會因此減少，而且當司法和行政體系抽離，我認為不符合憲法平等原則」，行政單位應提供至少10年以上的協助。



他也說，其實被害者心理往往超乎民眾心理想像。譬如說，小燈泡案發生後，許多民眾驚訝媽媽王婉諭在媒體前理性表現，認為她冷血，但他觀察接觸過的受害者家屬，發現很多人表現相對冷靜，這才是真實的狀況，「不代表他們心理沒有創傷，每個人面對創傷的方式不同。」

再舉鄭性澤冤獄案件來說，當初十三姨KTV殺警事件中槍死亡員警的小孩如今已經成年，他曾對爸爸的遭遇感到疑惑、委屈，長大也選擇成為警察，「去年鄭性澤的紀錄片播映，警察的小孩也有來看，映後他和鄭性澤碰到面，兩人好像認識彼此很久一樣，很平和的握手交流，我看了很意外也覺得很有意義，這裡沒有原諒和放下，只是如果夠幸運的話，緣分和時間可以讓大家有機會認識彼此，我們的第二代有機會更好。」

另外，台灣民眾對案件都很投入，人們很願意擁抱被害者，這是台灣珍貴的價值，但某一方面來說，其實民眾透過付出行動，來安撫自己受驚嚇的內心，「這是一種雙向安慰，只是要更深入陪伴被害者就很難了，因為生活總是有其他新的議題需要關注，容易分心。」

他期待，國家應組成跨部會組織，邀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心理學家、社工、精神科專家等等，長期觀察研究相關題目，進而提出建言修法，一步步完善行政支持系統。



最後，加害者社會復歸部分，李宣毅認為，當初法務部監所改名為矯正署，正是期待透過「矯正」能讓加害者未來能融入社會，重新開始。

但事實上，獄內的資源少，不符「矯正需求」，提供受刑人的輔導、教育、技能等層面廣度不足、深度也不足，只能解決受刑人當下的需求，未能替他們想到未來，導致部分刑期長的受刑人與外界脫節太久，出獄後無法迅速融入社會，同樣的，社會也沒有被教育如何協助更生人，有些人可能會選擇再度走上歧途（舒適圈）。

國家應該是這樣：每件事都與每個人有關　

廢死三大論述，其實可以歸納成一句話：不管是誰，都應該被國家、社會、每個人接住，每件事與每個人都有關係。而我們，究竟想要怎麼活？

李宣毅分享，外婆遇劫猝逝事件，讓他一度不知該如何面對，時隔這麼多年，他仍可在自己身上看到創傷反應，幸好家人一直在身旁，「我的幸福也不是必然的，我還是強調，國家基於憲法應該平等地把每個人擁入懷中，如此一來才能真正防止悲劇發生。」



他分享，之前當洪仲丘案的辯護律師，民眾在網路上詛咒他去死、妻子女兒遇害等等言論，都可以看出部分民眾還沒有準備好對話，因此他後來再也不去看網路留言了，「其實我也是一名普通人，像小燈泡案發生的時候，我的小孩年紀差不多大，那時嚇到需要心理支援，但我覺得這是We the people共和國理念，我們都知道生活需要承擔風險。」

他也嘆說，接案都有情緒壓力，都在想以後不要再接了，不過他不想留著創傷記憶給下一代，讓自己把上一代襲承下來的美好、堅毅等等延續下去，「台灣是個有同情心國家，我們歷經過戰爭、歷史傷痛（如白色恐怖）、921地震等等，如今已經是有能量的國族了，所以我們不能用死刑逃避社會責任。」

不過，即便點出國家缺失，李宣毅仍對整體環境保持樂觀，畢竟過去10年間（2015-2024），憲法法庭從大法官會議化，轉變成訴訟化程序，「以前憲法法庭不給辯論，現在可以了，我很希望未來辯論時間可以拉長，從1天變成3天，有機會讓各方做更深的討論，其實台灣在這個地球上是進步很快的國家，因為我們的處境讓人民有危機感，刑事訴訟也比日本等進步國家更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