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蔓延全世界,台灣觀光業不免受到衝擊,原本人潮洶湧的國際景點,如今冷清許多,不少旅宿業等嘸人只好放無薪假,成為武肺疫情下的首要重災戶。不過相較於日韓泰觀光業的瞬間重挫,台灣的情形似乎尚算在可因應的範圍之內。
2019年下半年中國陸續禁止中國人來台自由行、減少團客數量,本來想給蔡政府政治壓力,不料竟因此大為減輕台灣的防疫負擔,而台灣政府早自2019年秋季就對觀光業提供各種紓困措施,鼓勵業者發展國內旅遊。因此中國為疫情禁止中客出團,對台灣業者來說尚未構成毀滅性打擊。
瘟疫讓沒病的人也獲得喘息休養的機會,台灣社會可以重新檢視,怎樣的國際觀光客與觀光業結構,才有長久的助益。
筆者認為,趁著這次疫情,台灣可以重新檢視觀光策略與觀光業結構。(示意圖來源/unsplash)
台灣本來沒將觀光當成一種產業,國際觀光客也不被視為值得爭取的消費者。直到2002年游錫堃接任行政院長,提出「挑戰2008年國家發展計畫」,裡面有一項子計劃「觀光客倍增」,觀光業才逐漸被當成一種產業認真經營。
主要目的是因應成長遇到瓶頸的國內消費,需要國際觀光客來刺激內需的成長。在此之前,台灣有所謂的休閒娛樂產業,「旅遊」被當成一種休閒活動,而不是一種賺錢的產業。
扁政府有限度地開放中國觀光客,加上台灣經營國際觀光客的經驗並不充分,軟硬體服務都在改善中,所以在其任內,國際觀光客數量雖有成長,幅度卻有限。馬政府時期開放兩岸大三通,大幅縮減中國人來台限制,對岸也樂於釋放紅利給馬政府,團客、自由行都可以在台灣趴趴走,台灣的國際觀光客人數突然井噴式暴增。
中客人數最高峰時,幾乎佔來台觀光客總數的四成。暴增的觀光客讓零售、運輸業者有感,成為馬英九連任的助力之一,然而中客膨脹過快,排擠台灣人的生活資源,卻也種下國民黨2014、2016敗選的禍根。
其實早自台灣發展觀光業之初就有人提出警訊,觀光業是一種高度敏感性的產業,所謂的高度敏感,意指產值很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變化而出現劇烈起伏。這種外在環境大多屬於非操之在己的客觀條件,你要防範、杜絕都很困難。譬如颳颱風、下暴雨、地震等天災,再如遠一點的SARS、近一點的武漢肺炎等流行疾病,或是金融股災、戰爭、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等,乃至兩國外交上的衝突,都可能對觀光業帶來相當嚴重的衝擊。因為觀光畢竟不是日常生活之必須,當人們遇到緊急危難時,觀光一定是第一個被放棄的活動。
觀光業當然是值得發展的產業,從市場多元化的角度來說,中客也是不可或缺的市場。可是作為高敏感產業,我們應該避免倚賴單一觀光客市場,也就是分散風險,尤其不能倚賴專制集權國家的觀光客。因為人民的移動自由在專制國家手中被當成一種政治工具,他們把本屬於人民的移動自由當成與別國交換利益的籌碼。馬政府時期過度倚賴中國觀光客就是典型案例,現在台灣人應該可以把惡果看得很清楚了。
繼中客不來之後,台灣政府因應武漢肺炎,再對觀光業提出數十億的紓困補助方案,或許現在正是觀光業轉型的最好時機,台灣人不想去日韓中泰等國旅遊,可以把目光放回國內;業者可以趁比較清閒的時光好好充電,積極提升軟硬體的服務品質,開發更有創意和深度的旅遊內容。
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如果連國人都不想在國內旅遊,我們又要用什麼來吸引國際觀光客呢?
作者:莊祐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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