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的無聲狀態與污名化處境像兩條互相交錯纏繞的線,彼此牽動、勾連,而讓精神病患及其家屬較其他身體殘疾者在社會上感覺抬不起頭的原因,除了異常的身心狀態,還牽涉更深層的「道德」危機。
「汙名的本質是一個道德過程 ,過去醫學人類學家凱博文(Arthur Kleiman)[1]的研究便指出,社會性的『道德破產』與思覺失調症畫上等號,因此精神病患被視為是發生危險事故的潛在污染源,更是無法善盡責任和義務的 『幼稚化』族群,難達到『成人』的道德層次。如此合理化管教訓練或區隔處理的正當性,但往往造成患者的自信低落。」臺灣大學心理系教授林耀盛表示。
特別在華人文化的處事原則中,道德立場與「面子」的交互作用,構成重要的行事準則,種種積極地表現或避免某種行為,皆源於害怕丟臉的羞愧情緒,並驅動社會中每個個體成為「道德的人」的渴望。
而精神疾病除了身心狀態的異常之外,還要背負較其他疾患更大的原罪—這是一個不好、不光彩、沒面子的病,最好隱藏起來,被知道的話,不但丟自己也丟家人的臉。「『丟臉』意謂著『道德破產』,便帶來真正死亡的感覺,比身體的害怕更強烈。」林耀盛強調。
當人們在日常生活不經意透過語言或文字、感覺或姿態,以「瘋子」、「神經病」、「該看精神科了」等奚落語調品評人事物時,其實就是一再強化此一道德貶抑的特質,引發一種「羞愧感」的集體經驗,使得精神病患難以重新「做人」,僵固成某種特定形象的病患角色,也形成對立於所謂「正常」世界中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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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國哈佛大學醫療人類學者,長期研究精神醫療的跨文化議題,一九六○年代以臺灣為田野調查基地,調查身心症在華人文化中的表現。
「一般人生病時什麼都不用做,乖乖吃藥當個病人的角色就是生活的全部,好了之後再回到正常積極的人生,但對於精神病人而言,康復和『生命的意義』是在一起的。」因為身邊有精神狀況的親友不在少數,在實際進行研究之前,作為一個陪伴者,湯家碩與精神疾病患者的世界有比較接近的距離。
包括怎麼跨越心理門檻承認自己是精神病人、走進診間有/無得到期待的效果等掙扎歷程,他都曾一同走過,「也曾感到無法接受,都已經盡了這麼多努力,這個人沒有辦法就是沒有辦法,後來發現要比他先接受這個限制,沒有關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這樣走了,我不會有任何遺憾,我覺得我們都已經盡了最大努力,那就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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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藥物的功能,只是提供重建『可欲的』生活的生理基礎,但終究無法回答: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這其實有點像哲學問題,一般人都不一定答得出來,但一個精神病人比一般人更需要瞭解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否則繼續在那個混沌的世界裡面慢慢消逝無蹤就好,幹麼康復?」湯家碩強調。
疾病的標籤既是容器,涵納種種來自角落的異常心靈;也是遮蔽,難以看見不同際遇與個性的獨特個體。
對大多數沒有類似經驗的芸芸眾生,要如何理解他人的精神苦難,簡直難上加難,甚至避之唯恐不及。
在正常的理性世界之外,可以分類出一個個異常症狀,讓他們成為只是需要「處理」的對象,但若我們不能滿足於此,或許得先一一撕下標籤,再慢慢找出重新貼上的路徑,才有機會穿過機構與藥物的隔離,「理解」這些幽微的生命經驗。
作者:張子午 本文節錄自《成為一個新人: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一書(衛城出版),該書為非營利媒體《報導者》對於重大精神疾病事件之深度追蹤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