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有多近？台灣 VS 日本媒體的反思

媒體亂象，究竟如何造成的？圖片來源╱inmediahk  by Flickr CC0 Licenses

台灣近年發生不少駭人聽聞的隨機殺人案件，如鄭捷案、小燈泡案，在短時間內電視、報章雜誌、網路社群上大量充斥相關報導，社會集體陷入憤怒和恐懼的情緒。

這樣的情緒，來自民眾無時無刻可在新聞上看到各種渲染、汙名化的標題，如「鄭捷父母坦承：是宅男愛玩殺人遊戲」、「兇嫌是33歲失業宅男」、「兇嫌瞪人慘遭民眾怒毆」。甚至，可輕易透過電視目睹各種家屬哀淒的情緒、兇手移送看守所等混亂畫面，短時間內一再播放。

一名新聞資歷10多年的前社會記者阿宇這樣形容：「這就像寫劇本，一個故事裡有壞人、有好人、有衝突、有原因，細節越多就會好看，收視率或點閱率就會衝高。」

媒體亂象都是記者的錯？　原因比你想像還複雜

阿宇過去在主流報紙、電視媒體主跑社會新聞，也有網路媒體主管的經驗。談到台灣的「媒體亂象」，他嘆了一口氣說，媒體環境差，第一線記者在這樣的結構下，也是被壓迫的一群人。

網路發達，即時新聞興起，記者在緊迫的時間壓力下，被逼得只能先求快，往往一看到警方拉封鎖線、看到凶器和血跡，跑馬燈和即時新聞就得立刻出去，「如果你5到10分鐘就要做一條新聞，在這樣的時間壓迫下，還能好好查證嗎？」

媒體在案件發生後，往往會在短時間內大量產製新聞。阿宇形容這像「搶生意」，第一時間總是消息很亂，會有人寫得天花亂墜；但也是有謹守本分的記者，即使面對時間壓力下，仍兢兢業業描述事實，即使那看似非常聳動。

阿宇無奈地說，沒有一個記者願意「腦補」新聞案件，或是使用過度渲染情緒的方式處理新聞，但是往往點閱率最高的都是那些「兇狠辣」的標題和類戲劇式的新聞。電視台往往也習慣在新聞最後20秒「下結論」，帶入主觀意識，夾敘夾議，批判加害者。

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有很大一部分在討論媒體如何呈現社會案件。賈靜雯飾演電視台主管。照片╱公視提供

殺人案件原因是什麼？　答案沒那麼好找

不過，阿宇分析，媒體容易「傷害」人，是新聞往往需要「歸因」。震驚社會的殺人案件，民眾總急於知道為什麼？可這個問題，不容易有解答。阿宇強調，一個社會案件的發生，背後牽涉到社會結構、犯罪心理學等複雜層面，幾乎不可能在第一時間就知道原因。可第一線記者常背負著主管的命令，「記者不可能跟主管說：我不知道原因。最後變成記者只好去『生』出犯案的理由。」

此時，貼標籤是最方便、也最快速的方式。當年媒體用各種明示、影射的方式，直指鄭捷犯案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是宅男、喜歡打電動、喜歡看殺人小說。然而這些有多少是事實，又有多少是鄭捷真正犯案的理由呢？這對一般社會上已常被汙名的「宅男」，又會造成多少傷害？阿宇又嘆口氣：「這就是我們媒體做不好的地方。」

「媒體環境真的很扭曲。」阿宇解釋，現在媒體營收狀況每況愈下，經營只依賴點閱率或收視率，多少人看這則新聞，會影響廣告商如何下廣告。若真要「堅守媒體道德」，點閱率一定低，導致收入差，「這就像和魔鬼的交易。記者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底線？還是要寫誇張偏頗的新聞，去換取點閱或收視率？」

媒體人都知道，無論內容品質如何，標題能吸引人就「成功一半」。阿宇說，台灣網友愛看又愛罵，這些收視或點閱哪裡來？就是來自於這些網友、民眾。只要夠狠夠辣的標題，點閱率可以差到10幾倍，甚至幾千倍，「要說媒體爛，其實網友也是共犯結構之一。」

日本查證嚴謹　深怕傷害媒體公信力

離台灣不遠的日本，一樣也面臨點閱收視壓力。然而，媒體自律和未審先判狀況，卻幾乎不存在。

新聞資歷20多年的日本資深記者佐藤直言，日本媒體查證非常嚴謹，對於嫌疑人的寫作也須注意成年與否、是否有精神病史，只要與事實不符，或稍有不慎寫錯字，會嚴重影響媒體的公信力和品牌形象，「這和台灣非常不一樣，台灣媒體好像不太在意。」

佐藤是駐台日本記者，在台生活多年。他觀察，台灣媒體報導時喜歡使用煽動性的字眼和方式，並且總是在短時間內用近乎鋪天蓋地、「洗版式」地產製同一事件的新聞；但過了一段時間後，卻沒有持續追蹤並深入報導，包括檢討社會出了什麼問題、彌補社會安全網破洞的方法等。「一旦發生了新的案件，好像就沒人記得之前的事件一樣⋯⋯。」

同樣無差別殺人案　日本媒體是這樣處理

佐藤說，日本媒體在新聞寫作上就十分嚴謹，包括嫌犯若有精神病史、或是未滿20歲的未成年人，就不能披露照片或姓名。用字遣詞則考量受害者家屬的心情，也會使用中性及中立的字眼，避免損及受害者的名譽。

日本在2008年發生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震驚社會。佐藤說，當時日本媒體報導方向主要想從社會面探討，為什麼這個嫌犯對生活不滿意？兇嫌被公司開除、找不到女友、遭受網友抨擊，對社會絕望，產生仇恨感。當代的年輕人一樣面臨同樣的問題，金融海嘯發生，不容易找工作，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犯罪行為發生？「產生這樣嫌犯的社會，也有很大的問題。」

在網路時代，難道日本媒體就沒有點閱率和時間壓力？佐藤笑說，當然有，日本的主管要求很高，又要查證正確，又不能寫錯，更必須在短時間寫好，「錢很難賺耶。」不過，佐藤強調，如何使用中性的詞彙，下一個能吸引讀者的標題，這非常考驗記者或編輯的功力，「謹慎還是最重要的，不能傷害被害人。」

若是想要拉遠我們與惡的距離，也許除了媒體自律之外，更可以從自身培養媒體識讀開始：拒絕點閱、觀看那些所謂「爛新聞」。如同日前紐西蘭恐怖攻擊發生後，紐西蘭總理賈欣達・阿爾登（Jacinda Ardern）的立場：「恐怖行動目的是要出名，我懇求各位，談談那些罹難者的名字，別談那個奪走他們生命的人。在紐西蘭，別想要我們提到他的名字。」

延伸閱讀：

專訪／《我們與惡的距離》導演林君陽：我要講的不是「惡」，而是大寫的「我們」

你我都不想墜入的地獄 那些無差別殺人案

人渣律師或是魔鬼代言人？無差別殺人案辯護律師：你見過完全沒朋友的人嗎

前娛樂記者的告白－韓國演藝圈大地震，揭「極樂台北」暗黑真相

喜歡這篇文章嗎？

快來媒體小農灌溉心中好新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