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難關2-2】地方利益與角力！事業廢棄物「乞丐趕廟公」 焚化爐不務正業

今年9月統計，全台仍有73.4萬噸裸露垃圾待處理，環境部長彭啟明喊話台北市有餘裕多幫忙燒垃圾，但焚化爐有餘裕的豈止是台北市，長期以來中央放任焚化爐「不務正業」處理事業廢棄物，導致大量家戶垃圾無去處只能堆置成山，才是問題所在。

台灣多數焚化爐都已運轉超過20年，運轉效能降低，從2017年起每年有1至2座焚化爐必須整改，預計2031年全部完成，因此近幾年，每年都有累積10多萬噸的一般廢棄物無法「消化」，到去年（2023）底已累積84萬噸垃圾，今年環境部協調及調度跨縣市代燒垃圾，但至今仍有超過70萬噸待處理。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一般廢棄物管理組組長蔡蓬培說，台北市的3座焚化爐，估計一年有餘裕幫其他縣市燒約12萬噸垃圾的量，實際台北市每年代燒約只有2.4萬噸，每年剩下的10萬噸，環境部希望能夠支應其他縣市渡過垃圾難關。

事實上，從檯面的數據來看，看似只有台北市有餘裕可以代燒垃圾，但是，長期以來事業廢棄物「乞丐趕廟公」，排擠家戶垃圾，且事業廢棄物含很多塑膠材質影響焚化爐效益等問題才是關鍵。



累積73萬噸民生垃圾無處燒　年挪172萬噸燒事廢

桃園市副市長蘇俊賓在10月24日出席行政院會時就點出問題核心，環境部原先補助或輔導各縣市興建大型焚化爐，政策目的是為處理家戶垃圾，有餘裕才提供部分比例處理事業廢棄物，但目前各縣市焚化爐處理事業廢棄物的比例從10％到64％都有，一年處理約172萬噸事業廢棄物，卻放任家戶垃圾堆置，非常不合理。

從數據來看，去年（2023）全台灣焚化廠代燒事業廢棄物有10個縣市超過10萬噸，以數量來看，台北、高雄、新北、台中跟台南名列前5名，台北跟高雄都超過48萬噸的量最多。若以佔比來看，台北市超過6成最多，高雄市5成1居次，苗栗縣也佔了近3成比例排第三。



監察院在2021年就曾針對焚化爐大量處理事業廢棄物，違反「民生垃圾在先，有餘裕才處理事廢」原則提出調查報告，指出除了台北市與高雄市有餘裕量外，其餘縣市焚化廠處理完一般垃圾後，幾乎沒有處理事業廢棄物的空間，但「沒想到各焚化廠還是繼續收受事業廢棄物，然後將一般廢棄物交由外縣市焚化廠處理的奇特現象。」

很嚴重的警訊是，早期焚化爐都還很年輕，能燒的總量符合當初的設計水準，可是隨著「年華老去，體力漸衰」，可以負荷的量能持續減少，全台焚化爐在2020年還有645.9萬噸的處理量，之後逐年下滑，去年只剩下597萬噸，減少了48.9萬噸，但是事業廢棄物的進廠量只是從182萬噸減少到171.5萬噸，只少了10.5萬噸，被優先排擠的是一般廢棄物進廠量，從2020年的465.1萬減少到去年的429.2萬噸，減少25.9萬噸，是事業廢棄物的2倍之多。



事廢近9成「找人處理」　20多年來法規形同虛設

「自己的垃圾自己處理！」事實上，環保署（環境部前身）早就注意到處理事業廢棄物的問題，2001年就修正《廢棄物清理法》32條，規定新設工業區及科學園區要在區內或區外設置事廢處理設施，原有的工業區或科學園區須在2004年12月31日前完成設置，可是法規長年下來形同虛設，沒有讓產生垃圾的事業單位自己負起處理責任。

去年指定的公告事業共計4萬6573 家，產出的事業廢棄物為2004 萬公噸，其中一般事業廢棄物產出量1856萬噸（92.62%），有害事業廢棄物148 萬噸（7.38%），近9成都是以廠外處理為主，共計1789萬公噸（89.27%）。

從數據來看，事業廢棄物多數仍是以再利用為材料、粒料等用途，卻又衍生了政府推動SRF（固體再生燃料）產業，部分地方政府及民眾質疑產生空污等爭議，環團認為目前「直接返回原製程再利用」僅約佔1成，才是未來該強化的方向。



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說，「事業廢棄物應該要總量管制，不能讓廢棄物成長下去，台灣那麼小，掩埋場一定不夠用，焚化爐蓋再多也不夠用」，環境部一直忽略的是廢棄物循環再利用，不是只有燃料化一個途徑，必須要更多資源化再利用。

因為，不重視廢棄物的資源化，一昧只是焚燒或掩埋，衍生的問題很多。送到焚化廠的垃圾中，塑膠約佔2成，是焚化爐熱值主要來源之一，但燒塑膠，因為其熱值高，會造成高溫腐蝕；如果其中又含有氯、溴等鹵素，則會產生更多酸性氣體，導致腐蝕更加嚴重，並造成飛灰產量的增加。

其他像是營建廢棄物或汽車粉碎殘餘物等，因為含氯和溴等物質，焚化時容易腐蝕爐體，也會導致焚化爐破管停爐、壽命縮減。



事廢應比照空污排放　採最佳可行技術減量

謝和霖呼籲，事業廢棄物也應該比照空污排放的最佳可行技術，指定廢棄物要採最佳可行處理方式，讓其資源化。例如焚燒高鹵素廢塑膠，都會影響焚化爐，造成維修費用高及爐子容易破裂等風險，就應該採取其他處理方式而非直接燒掉，採取方式是先把鹵素除掉，以水熱碳化將碳化物分開，雖然成本會提高，但本應是業者要負起責任，而非全民買單。

除了產生事業廢棄物應自己燒的法令形同虛設，另一個各地「視若無睹」的法令是「焚化爐的調度機制」。依照現有相關法律的順位，焚化爐的優先順序是縣市內的自己一般廢棄物優先處理，其次有餘裕再由中央調度，最後才是可以燒事業廢棄物。

蔡蓬培坦言，法律順序很清楚，但地方不願意配合，法律面也的確沒有罰則，只能用三個機制作為誘因。一是若地方願意配合調度垃圾，中央會在添購垃圾車、修焚化爐或整理掩埋場，給予補助款來做。二是考核機制，配合度較高的縣市，給予比較高分數。三是獎勵金，針對特定緊急事件，協助代燒垃圾縣市，中央每噸貼補幫忙縣市2000元。

不過，蔡蓬培說，這3個招數對財政較不充裕的縣市才有誘因，本身財政狀況較好的縣市是沒有用。

漲價+利益分配　事業廢棄物成可瓜分的大餅

此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各縣市民意機構，為了不讓其他縣市太多垃圾進到自己的焚化爐燃燒，會用各種機制「技術性抵制」。

例如有4座焚化爐的高雄市，之前幫很多縣市代燒垃圾，但前幾年改變方式，幫忙代燒垃圾不收費用，但是該縣市必須允諾回運1.67倍的焚化爐底渣，有些縣市評估，運送垃圾去高雄，再將底渣運回，還要再打成再生粒料花一大筆錢，一來一往的成本更高，至今有些縣市還欠高雄很多須清運的底渣，也因為這緣故，很多縣市之後評估都不送高雄代燒垃圾。



另一種方式是「抬高價錢」，有些縣市例如苗栗縣，處理縣內一般廢棄物處理費用為每噸1600元，縣外一般廢棄物處費為3000元，與一般事業廢棄物的每噸3200元所差無幾，這使得其他縣市請苗栗代燒垃圾意願降低。基隆市則是從今年起將其他一般廢棄物的每噸2700元，跟事業廢棄物一樣都調高到每噸4650元，不僅造成其他縣市不會送垃圾代燒，就連基隆在地的封閉型社區，因為成本大幅增加，也只能將垃圾往其他地方處理。

蔡蓬培道出環境部的無奈與無力，因為垃圾處理是地方自治權限，因此調度方法怎麼修，地方還是會有不同招式。

各縣市的焚化爐「壁壘分明」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牽涉到地方政治人物的「利益分配」。很多地方民意代表本身、其家屬或是其重要樁腳有開設環保公司，須處理事業廢棄物的生意，因此焚化爐的「量能分配」，都是講定OOO可以分配多少quota（額度），XXX一年要給多少「好康」，這也是中央根本難以撼動的原因。

環境部有官員私下透露，全台其實不是只有台北市焚化爐有「餘裕量」，而是相較於其他縣市採公辦民營焚化爐，台北市3座焚化爐都是公辦公營，相對比較「單純」。

謝和霖說，由於事業廢棄物的處理設施昂貴，掩埋場費用非常高，即使焚化爐調漲費用，事業廢棄物還是會透過各種關係到垃圾焚化爐，因為相對成本還是偏低，因此，正本清源，還是要正視事業廢棄物的減量議題，否則垃圾處理問題永遠難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