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228事件60周年時,有人問我,時間過這麼久了,為什麼我還緊抓不放?我回他,我比任何人都還想要放下,可是我還沒有找到真相,還沒聽到那一句道歉,我爸爸不能白白犧牲……」
隨著台灣歷史漸漸前行,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對不同世代的台灣人而言,意義早已不同,有人歷經家人橫死街頭歷程,傷痕烙印深不可滅,有人只能偶然聽長輩言,目睹某人在那一個「不能說出的事件」被警察用槍抵著走,從此下落不明……而對今年(2023)79歲的228遺屬王克雄來說,這77年來,他仍找不到父親王育霖──這位日本第一位台籍檢察官,是如何在人生最精華的27歲被逮後下落不明的原因、更不知他的屍骨在何處,再加上母親後半輩子的驚恐痛苦種種,讓他如何裝作228已過去?
1945那年,二戰宣告結束,王克雄出生不久,如此動盪不安的時代下,他是父親對新生命的期望,也是面對嶄新台灣時局的起始。不過,希望愈大,痛苦撕裂的傷口愈大,1947年的228事件,父親的遭遇導致他的一生背負著沉重且無法迴避的傷痛。他沉重地說,沒有人願意擔著「228遺屬」的身分過日子。
王克雄說,父親王育霖1919年出生自台南望族,與弟弟王育德是同母所生,感情相當深厚。少年時期從台北高等學校文科第一名畢業,因瞧見當時日本統治台灣一些不平之事,就想讀法律保護台灣人,他告訴自己「王育霖,你應走的路是要實現正義!堅強!帶給所有人幸福」。
於是,王育霖克服日本人貫徹殖民思想的挑戰,1941年考上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科,大三時通過司法考試,學業表現亮眼優秀,透過東大法學部的穗積重遠男爵推薦,前往京都地方裁判所就職,成為「日本第一位台灣人檢察官」。
王育霖的妻子、王克雄的媽媽陳仙槎生前就曾說,先生曾經告訴她,他當檢察官不是為了自己,而是想救台灣人離開艱難的處境,這是他這輩子的理想。另外,因為他常私下照顧京都的台灣人,譬如協助逃兵藏匿家中、幫助留學生脫免死罪,以及日常生活接濟,因此被薦舉為「台灣同鄉會」會長。
1944年,王克雄在京都出生。他轉述,自己出生3個月時,父母帶他到清水寺拜拜求籤,祈求他能平安長大。當時爸爸為他抽了一支上上籤,開心得不得了,還小心翼翼保存下來,對兒子未來抱持著無限希望。
1946年1月,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隔年,王育霖便迫不及待帶著妻子與王克雄回台灣生活,到新竹地方法院檢察處擔任檢察官,任職期間辦了幾樁大案,像是鐵路警察貪瀆案、新竹進出口商行走私案,還有時任新竹市長郭紹宗竟將美國留下來的救濟奶粉轉賣等案件,即使被行賄、被槍指也不畏懼。不過偵查郭紹宗瀆職一案,王育霖見識到警政界腐敗的一面,在他屢傳郭紹宗到案未果想親自逮人,警察局長與長官袒護郭,搶走他手上的逮捕令並遣大批警力包圍,爾後更以遺失重要文件究責他。
王育霖在氣憤失望之餘,同年9月便辭職,到台北建國中學、延平學院當老師,趁空到林茂生創辦的《民報》擔任法律顧問,寫社論與司法評論,並向政府提出司法改革要求、保障人權,只是沒想到平靜的日子過沒多久,隔年228事件發生,他被人闖入家中帶走,最後下落不明。
王育德生前曾言,228發生後哥哥認為郭紹宗會挾怨報復,再加上多名台籍菁英傳出被鎮壓、逮捕的消息, 3月某天王育霖便帶著妻子、2歲的王克雄、2個月大的王克紹悄悄離家避難,只是陳仙槎發現有重要物品遺落在家,王育霖決定獨自返家取,沒想到這一去就與家人天人永隔。
王育德說,當時王家私下為王育霖奔走,有人悄悄透露他被監禁在保安司令部第二處(西本願寺)看管,託關係詢問但政府不認帳,說王育霖是被流氓擄走,跟政府毫無關係。王克雄也說,母親曾言父親被抓走後有人好心提醒她,家中有關共產黨與日本相關的書籍信件最好處理掉,否則可能被國民黨以「通匪」罪名帶走,因此當時已驚恐至極的母親,用了幾天幾夜的時間燒毀丈夫留下來的物品。
循著陳仙槎的記憶,王克雄理解到父親在2月27日晚上,跟朋友陳逸松和王井泉聊天喝酒,沒想到陳逸松是國民黨政府保密局的特務,且父親另名朋友林頂立等人寫下一本《台灣菁英名冊》,包括父親在內高達200多人遭憲兵與別働隊逮捕刑求、殺害。王克雄悲傷地說,後來翻閱那些名冊看到一個難以接受的事實,讓他無法原諒加害者,「我父親和很多被殺害的台灣菁英,他們的犯罪事實欄都是空白的,他無罪啊……」。
讓他備感不捨的是,母親自父親被抓走後,用了整整半年時間四處找人,每次聽聞哪個地方有不明屍體,便匆匆帶著他們兄弟倆去認屍。有天下大雨,母親得知台北往南港方向某一處橋邊有8具屍體,還沒到現場就聞到血腥味,急得傘都顧不得撐,急奔上前差點軟腳,「那些屍體有的被刀刺、有的被槍彈殺,屍體及地上都是血,慘不忍睹……」母親當時邊哭邊一一查看屍體,確認沒有父親才鬆一口氣,只是隨後心裡又忍不住燃起「或許丈夫沒有死」的希望,想到就叫人心酸。
找不到丈夫的屍體,陳仙槎只好帶著王克雄2兄弟回台南王家。這段期間,他們被特務監視一舉一動,王克雄轉述,她母親精神緊繃,半夜抱著他們兄弟倆都不敢闔眼,深怕有人闖入,「有一次我的腳踏車被偷,隔天就有特務牽一輛舊車要賣給我媽媽;警察每10天就來查戶口,查有誰來、有誰出門……還要求我母親寫信告訴叔父(王育德)放棄台獨運動,我媽媽雖拒絕了,不過她成天擔心國民黨會把我們抓去當人質威脅叔父回台灣。我理解,畢竟她的一生的希望都在2個兒子身上,只是這種擔心幾乎讓她崩潰。」
還有,王克雄長大後說想追隨父親念法律,被陳仙槎極力勸阻,「你父親學法律下場如此悽慘,家裡一個就足夠了,這點我絕對不讓步,絕對不讓你學。」他赴美國留學時,曾因班機延誤導致在美接機的親友沒有接到他,打電話回台灣找人,竟嚇得母親以為他被抓走,當場暈過去,讓他非常心疼。
王克雄表示,父親的遭遇與母親的痛苦,深深影響自己與弟弟王克紹的人生,兩人繼承父親的遺志,一個在美國、一個在台灣為228真相奔走,2017年寫下《期待明天的人:二二八消失的檢察官王育霖》一書,分享父親僅存的書信、文物,以及叔父王育德的推動台獨的歷程。
他說,雖然自己定居美國數十年,但如果台灣有選舉、228倡議,他就飛回來,從不喊辛苦。弟弟則是擔任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四屆董事,組織過台南區「二二八牽手護台灣」等運動,這數十年,從來不放棄追尋真相。
王克雄悲痛指出,「我家深受國民黨毒害,到美國充分感受到民主自由的可貴和必要……推翻國民黨成為我人生追求的目標,為了這目標,我活得很忙碌也有意義。」
他舉例分享,年輕時在佛羅里達大學念書,校內的中國同學會大多都是國民黨把持,「他們會干涉和監視台灣學生」,1970年保衛釣魚台運動開始,台灣學生所承受的壓力更大,當時他擔任「台灣同鄉會長」,還是邀請一群台灣留學生參加年會,投票給保釣候選人,好讓國民黨候選人落選,「讓他們不再狂妄囂張。」
出社會後活躍於華僑圈,他先後成立或加入「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美國台灣研究院」、「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等組織,這數十年來與其他228遺屬多次串聯回台灣,尋求政府公開228事件真相與道歉,舉例來說,多次晉見前總統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與現任總統蔡英文,連同許多人的努力下,1995年李登輝在228紀念會兼紀念碑落成典禮上,代表政府向遺屬們與全國人民道歉;同年制定《228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在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年代,推促制定228為國家紀念日,近年則是在老家台南見證228紀念館落成等等。
他認為,這幾十年來,爬梳各種文獻、拜訪過許多學者與政府官員,但至今仍沒辦法得知父親在保二總隊遭受什麼刑罰、何時死亡、屍體淪落何處等等細節,這對他們家來說是無法抹滅的傷痛,只能以父親被抓走的3月14日當忌日,每年藉以祭弔亡魂。
他表示,228是台灣長久以來不可觸碰的禁忌,威權迫使人民習慣噤聲、服從,也有很多人說,228是上一代的事,但是對他來說父親的冤死是板上釘釘、無法抹滅的事實,母親的痛苦遺憾也是真實的,深刻影響自己和弟弟一輩子,實在無法視而不見。
王克雄說,時代變了,228、轉型正義、台灣選舉、國際地位等等都是他心繫的議題,雖無法預知未來,但他不會放棄提醒大家繼續為民主自由奮鬥。
參考資料:王克雄本人及《化悲憤為力量:一個二二八遺屬的奮鬥》、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吳濁流《台灣連翹》、Nippon.com王明理《伯父的喪命與父親的逃亡:尋求真正的解決》、民報《228受難者家屬王克雄、王克紹:只求政府給我祭拜父親的忌日》
王克雄 小檔案
生日:1944年6月
學歷:台灣大學電機系、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電機碩士、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電機博士
現職:美國台灣研究院董事及研究員
經歷:
成立大都會地產公司
成立聖地牙哥台灣商會
「台灣獨立聯盟」聖地牙哥支部長、美國本部中央委員
「陳水扁競選總統聖地牙哥後援會」總幹事、會長
「李應元競選立法委員聖地牙哥後援會」會長
「長昌聖地牙哥後援會」會長
「小英競選總統聖地牙哥後援會」會長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會長
成立「二二八司法公義金」
在聖地牙哥台灣中心設立「王育霖檢察官紀念基金」
成立「台灣二二八慘案教育基金會」
「南加州南一中校友會」會長
促使「台南市二二八紀念館」成立
《化悲憤為力量:一個二二八遺屬的奮鬥》作者
《期待明天的人:二二八消失的檢察官王育霖》合著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