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人物2-2】你的人情味不該有差別待遇 金馬導演蔡崇隆「專拍社會冷漠議題」

被人否定存在的感覺是什麼？2022年11月，金馬獎的舞台上，紀錄片導演蔡崇隆與團隊用《九槍》告訴台灣，那是一種無力抵抗的感覺，足以絕望致命。而《九槍》紀錄片的主角，是一名蔡崇隆從未認識也再也沒有機會認識的移工阮國非，但不只是阮，蔡崇隆近30年的工作生涯中，大多的時間記錄社會底層的人們境遇，他描述沉重痛苦的方式，就像唱一首低沉的慢歌，真實好看。

他獲獎無數，但對他來說最印象深刻的回饋，是2002年的作品《奇蹟背後》「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RCA污染案」的主角打電話告訴他得獎，她與有榮焉，可惜的是，她其實是因此案罹患乳癌的受害者，在蔡崇隆獲獎後沒多久便病逝了。

調皮內向又敏感 他的青春期並不快樂

說著一口流利道地台語的蔡崇隆，來自嘉義布袋的蔡家，父輩那一代，大多早已移民巴西，只有爸爸和叔叔留在台灣。蔡崇隆說，他爸爸在公股銀行任襄理，有2個家庭，他媽媽是第二個，媽媽平常顧家之外也開了一間美容院，家裡經濟無虞，他從不需要擔心房租與學費問題。而他有一個大7歲同父異母的哥哥，還有一個親弟弟。幸運的是，他哥哥對他並不生分，有空就帶他出門玩，幫他拍照留下許多珍貴紀念，也曾送他最想要的望遠鏡。

不過，小時候的蔡崇隆開心時光並不多，他個性內向、不擅於交朋友，但本質是調皮的，心裡的想法情緒卻沒有因此減少。蔡崇隆為2018彰化電影節所拍的自述影片《生命中重要的所在》中，分享他們家隨著爸爸工作調動住過不同城市，他在苗栗出生，5歲時搬到彰化，上小學後因寫字速度慢，不喜歡寫習題，老師用盡各種方法體罰他，像是讓他整堂課跪在黑板前，或者打巴掌、青蛙跳等，「感覺我們的教育體制給我的痛苦比快樂還多。」



有時，書可能是人們暫離現實痛苦的地方。蔡崇隆說，他哥哥有許多藏書，像是《少年維特的煩惱》等等經典文學名著，他閒時就拿來看，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看超乎年齡的作品，或許因為如此，他思慮相對早熟，看到爸爸當公務員的生活，他清楚知道自己渴求掙脫體制，離開沉悶無聊的彰化。

另外，蔡崇隆的媽媽對他的學業表現要求高，難免拿他和「別人的孩子」比較，他像讀書機器般日復一日地埋頭念書；再加上他在國中被分配到升學班，好朋友則分配到放牛班，久而久之就斷了聯絡，心裡難免失落孤單，他認為聯考制度用成績好壞去判斷一個人並拆散了他和好友，以致國中、高中那6年心情很鬱悶。

他說，在彰化高中念書那3年，他每天騎腳踏車慢慢踩上校門前的斜坡道，那場景就像西班牙小說家賽凡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唐吉軻德》裡的主角騎進風車般的痛苦。後來，他的大學志願全填了北部的學校，以溫柔的方式，順利成章離開家，到政治大學法律系開展新生活。

共感能力太強 內心感受豐沛又複雜

只是，想脫離體制並不容易，蔡崇隆才剛脫離聯考體制，轉頭卻念了前身是黨校的政大，當時台灣仍是戒嚴時期，校園裡處處仍有黨校痕跡，幸好，他透過大量閱讀「禁書」感受自由，受中國文學家魯迅和俄國文學家杜斯妥也夫斯基（Fyódor Mikháylovich Dostoyévskiy）、卡夫卡、卡謬等人影響很深，直到現在還能清楚講述書裡的故事細節，彷彿自己也在故事裡歷經一切。

蔡崇隆說，「魯迅把中國底層小人眾生相寫得很好，他的普世性超越地域與時間，像他筆下的白光是科舉制度的犧牲者，我覺得和現在的升學主義實在很像。」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筆記》把一個人的鬱悶、神經病患似的喃喃自語寫得很有畫面，這些都讓他頗有共感，他也因此相當關注底層人物的生活。

問蔡崇隆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的共感？他說，小學4年級全家搬到和調里老家，他發現爸媽的爭吵減少了，而他也因為轉學的緣故在新學校過的如魚得水，功課好，又被老師選中下課間去福利社和年輕的姊姊一起工作，使他整整2年過得放肆又快樂。不過，他某天在福利社工作時，看到站在不遠的男同學咬一口剛買的麵包，臉卻皺成一團，「那表情很難以言喻，好像很難吃，然後他看了我一眼，我們一對視我就笑出來了，他氣得拿麵包丟我就走了。」

蔡崇隆解釋，被人丟麵包他並不生氣，但心裡的感受很複雜，他清楚感受到對方的感受，當時笑出來是因為對方的表情扭曲成一團，不是嘲笑人傻傻買難吃麵包，「那種感覺好像我故意賣難吃麵包給別人一樣，我有種被錯怪冤枉的感覺，好像我是個壞人。」

當記者實現嚮往的自由 紀錄片開啟人生另一篇章

蔡崇隆從政大畢業後，恰巧遇到台灣解嚴，他當兵退伍後能清楚感覺社會氛圍已改變，新鮮蓬勃彷彿有無限可能，因此，他在研究所時期考上自立早報做司法記者，主要關心勞工、人權與社運等議題，「當時自立早報的立場可以算是最激進，我們什麼題目都可以寫，自由度很高。某方面來說，我覺得當記者算是釋放以前的自己。」蔡崇隆後來轉到電視台，在超視「調查報告」、民視「異言堂」開始做深度報導與調查報告，同時學習攝影、剪輯等影像技巧，轉到公視開始拍紀錄片。



他的紀錄片題目，多與社會底層有關，譬如《對岸異鄉人》講述一個經商失敗的台灣人到中國尋找新機會的歷程；《島國殺人紀事》系列，拍出蘇建和與盧正2人如何捲入殺人案，前者獲釋、後者被判死刑，而他們都有可能是被冤枉的；《公娼啟示錄》講1997年政府如何在一夜之間，剝奪台北市轄區內128名合法性工作者的工作權，沒有給予緩衝期與配套措施，讓原本弱勢的人民更加弱勢，而他也在這些歷程當中，明白自己只是從升學體制跨到國家體制罷了。

他頗有感觸地說，自己是個中產階級出身的孩子，從小就被父母照顧得很好，從不需要煩惱家裡的房租、生活費，受日本教育的媽媽甚至不讓他們做家事，在媒體工作有機會讓他認識了解各個階級的人過什麼生活，「這對我的世界觀影響很大，我真心覺得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等價的，眾生平等，這個社會需要這種不同的人。」

關心社會底層 他找到另一半也看到社會集體式悲哀

若提眾生平等，那麼移工與新住民應是台灣社會需要面對的議題。蔡崇隆在2008年因緣際會下認識越南籍太太阮金紅，2人都是二度婚姻，特別珍惜這段緣分，而蔡崇隆也在太太身上，看見新住民在台灣生存有多不容易，於是後續拍了《失婚記》、《可愛的陌生人》，《再見，可愛的陌生人》等紀錄片，分享外籍配偶的婚姻困境、離婚後的遭遇，以及失聯移工們如何一邊躲避警察查緝，一邊找工作棲身。



蔡崇隆分享，太太在上一段婚姻是家庭主婦，與前夫有個女兒，那段8年婚姻她沒有獲得一個人該有的人權，被家暴看管，剝奪想法和興趣，過得相當痛苦，後來離婚後到電鍍工廠做女工。直到他們倆交往結婚後，太太跟隨他的腳步變成一名紀錄片導演，她會越南語、懂中文和台語，對社會議題有獨特見解，能力一點都不輸自己半分。

蔡崇隆認為，許多越南人都很優秀，只是因為國家勞動力過剩，工作少、薪水差，鄉下一個月收入可能只有人均的1/3到1/4，生活普遍貧窮，無論男女從小除了念書之外，會學習手工藝與下廚，用水泥與木材自己蓋房子，生活技能並不比台灣人差，可說是受過「全人教育」，可惜來台灣工作結婚卻被當作附屬物品輕賤看待，「所謂的台灣人的人情味，也不應該有差別待遇，他們並沒有低人一等，我認識的移工當中，無論是不是來自越南，有很多都擁有大學文憑。」



有鑑於愈來愈深入了解移工處境，蔡崇隆與太太在嘉義民雄成立「越在嘉文化棧」，在稻田與工廠林立的一處平房，打造一個愜意舒適的東南亞風格的空間，邀請移工與新住民們來此聚會交流與休息，這幾年來他們也積極參與當地文化活動，譬如嘉義當地很熱鬧的「草草戲劇節」、「六房媽遶境」等活動，一大群人熱熱鬧鬧好幾天。在這裡，他們不再是苦悶的異鄉打工人與新住民，笑聲連連，而蔡崇隆也透過紀錄片與越在嘉文化棧，為以前那些痛苦的共感，找到可以落地的地方，他說，雖然體制難以撼動，但台灣還是有往前進，在這裡生活是幸福的，「我的成長過程沒有那麼多夥伴，但現在，我有一起往前走的夥伴了。」


蔡崇隆 小檔案

生日：1964 年（59歲）
現職：紀錄片導演、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作品：
島國殺人紀事
金穗獎最佳紀錄片獎（2001）

公娼啟示錄
亞洲電視獎評審團推薦（2001）
漢城女性影展（2005）

奇蹟背後
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入圍（2002）
卓越新聞獎最佳專題報導獎 （2002）
島國殺人紀事2
南方影展開幕片（2003）

徐自強的練習題
南方影展不分類首獎（2017）
台北電影節觀眾票選獎（2017）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入圍（2017）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最佳紀錄片入圍（2018）

九槍
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