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彬｜被社會排擠在外，「幻聽菜脯」的哽咽悲鳴還沒有解答

一切都發生在十分鐘內。

今年五月，纏訟兩年的新店隨機殺人案終告落幕，主嫌王男被判處無期徒刑。當年王男行凶後否認殺人犯意，並於第一時間宣稱自己患有精神病，而後經精神鑑定，三軍總醫院表示王男「具反社會人格特質，但無精神症狀」。二審則認定王男犯案時「有足夠行為辨識能力，不適用刑法不罰或減刑規定」，但由於嫌犯自首，符合自首減刑後判處無期徒刑，全案定讞。

這則新聞，被放在一個不太起眼的角落，但它讓我想起了兩年前的某個下午，不知道菜脯現在過得怎樣？

兩年前，我受邀到某個康復機構演課，那是新店隨機殺人案發生的幾週後。當日聽眾多為精神患者與家屬，課程內容我已淡忘，唯一留在腦中的是課後問答環節，而一切就發生在那十分鐘裡。

當時有個學員，在講座結束前十分鐘才倉促入座。他戴著粗框眼鏡，身材瘦小，看樣子應該四十多歲。身上穿著某個建案的黃色背心，一臉快中暑的樣子，眼角似乎一直在抗拒著陽光。濃重的汗味隨他入場後開始擴散，但現場似乎都習慣了這種味道。對了，他長得很像《大佛普拉斯》裡的菜脯，就叫他菜脯好了。

課程結束後，主辦人示意大家鼓掌，我開始進行問答環節。此時菜脯搶頭香舉手，但他並沒有拋出問句，而是緩緩起身走到台前。

「老師，同學，真歹勢，這麼晚才進來，身上又臭臭的，我講幾句話就好。」

他一邊欠身鞠躬，一邊接過我手中的麥克風。

「大家好，這裡我比較少來，所以先自我介紹一下。嗯……我是高中開始生病的，我爸爸是山東來的老兵，媽媽住在彰化的鄉下，他們只見面兩次就結婚了。一直到我小學的時候，我爸才發現我媽有幻聽，她常常在晾衣服的時候自言自語，然後拿衣架往空中亂揮。我以前都以為她在揮蒼蠅，後來才知道她在趕聲音，那時候我就變得有點怕她，之後她想幫我洗頭，我都會躲開。

結果到了專科三年級，我的耳朵也開始出現一些聲音，很像巷口鐵工廠車床的聲音。我原本想說幾天就會不見，但是沒有，後來還跑出工人跟貨車的聲音，我現在拿麥克風的時候，就有兩個工人在跟我講話。但我知道那是假的，因為過了二十幾年，他們都沒有變老，講的話都一樣，那是醫師教我的方法。

我想說的是，我們真的不是故意生病的。

王醫師說，有人被遺傳到禿頭，有人被遺傳到貧血，但我們運氣比較不好，遺傳到精神病。王醫師是最了解我的人，因為除了爸媽之外，只有他不怕我。他一直跟我說，我們都不是故意生病的，不知道為什麼，每次聽到這句我都會想哭。因為不管在學校或是工作，只要我伸手把聲音趕跑，大家都會一種做錯事的眼神看我。我一開始覺得很難過，後來發現更難過的，是大家根本不敢看我。

不管走到哪裡，大家都會躲得遠遠的，然後說我的壞話，雖然王醫師說這也是假的，但我不太相信。

雖然大家很怕我，但我更怕被人發現自己的病，我想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樣，都是拖了很久才去看精神科，但是看病之後就更不想回診。因為不管吃藥或打針，都讓人很不舒服，像我就會一直流口水。之前在加油站的時候，有一次口水不小心滴到客人的信用卡，結果就被他巴頭踢屁股。雖然他有賠我一些錢，老闆也叫我不要講出去，但我後來都不太敢再去加油，老闆只好叫我去洗車。

洗車也不錯，至少流口水不會看見，動作慢一點也不會被嫌。但是前幾個禮拜，老闆叫我不要再去洗了，因為有個人突然拿刀隨便砍路人，還說自己有精神病。他說這樣會讓客人害怕，叫我這兩個月先不要過去，然後塞給我三千塊。不過這些錢不太夠用，所以我只好跟朋友一起去舉牌，現在天氣很熱，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看那些房子，順便吹冷氣，還有招待飲料喔。」

他一邊說，一邊指著背心上的建案名字。

「其實，這種事也不是第一次發生，我因為這樣換了好幾份工作，但我真的覺得很無辜。我這輩子沒害過人，都是幻聽跟我說別人要害我，那些聲音就像工地的機器一樣大聲，每次都讓我的頭殼很痛。我很怕自己會失控，所以才乖乖吃藥，想說可以跟正常人一樣。但是為什麼有些人在犯案之後，都跑去說自己有精神病，而我們這些真的生病的，老闆卻要我們躲起來，這真的...真的很不公平！」

講到這邊，他慢慢哽咽起來。

「很多人覺得沒關係，反正精神鑑定做出來，有病的會被治療，裝病的人還是會被關。但我們該怎麼辦？只要他們一句話，大家就會變得更害怕我們，以為所有的精神病都會殺人，就算後來那個鑑定結果證明是裝病，也不會有人在意。

我很想讓自己變好，我相信很多生病的人都想讓自己變好，不管別人怎麼看我們，不管他們有多怕我們。但這種事情就像空襲一樣，就算你很用心蓋房子，只要炸彈一來，就只能眼睜睜看著房子被炸掉，然後再自己慢慢蓋回去，但丟炸彈的人就當作沒事走了。

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當他們說自己是因為精神病才殺人的新聞一出來，我跟爸媽有多擔心，看到鄰居就躲，連門都都不敢出，但我們明明沒做壞事啊。」

此時菜脯轉向我，淚水鑽過了鏡框，滑過崎嶇的臉龐，滑過蔓生的鬍渣。當你目睹一個人從哽咽到真的流出淚水時，那感染力道之強，筆墨難以形容。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覺得很悲哀，所以我想問老師，到底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這種事不要再發生。老師我拜託你，拜託你去跟誰講一講好不好...」

接著他差點跪下來，把我當成立委一樣攔轎陳情。主辦人見狀立刻接過麥克風交給我，接著嫻熟地指揮社工趨前安撫，調度工作人收拾現場，整個後續收尾就像排練過的一樣游刃有餘。菜脯還在哭，學員各自流動，而畫面慢了下來。

那個下午，我拿著麥克風，失去了語言。

我們都知道，這些事一定會再發生，因為宣稱自己有精神病，是那些人的權利。沒有任何法條，可以在經過精神鑑定，證明他們的犯行與精神症狀無關之後，加重他們的刑期。只要有機會，人們不會放棄用精神病去開脫自己的罪狀，這件事目前無法以律法約束。

一樁犯行，受到牽連的，絕不會只有加害人與受害者。

有人會說，汙名化本來就很難避免，即便立法約束，也無法澈底消除人們對精神病的刻板印象，只有從日常的根本做起。問題是，對精神病的去汙名化，本來就很難從「日常」做起。再多的社區講座，再多的衛教傳單，再多的專業呼籲，可能都敵不過一句隨機殺人嫌犯為自己脫罪的辯白。

這當中確實有人因症狀犯下罪行，有人則企圖以病名掩飾罪行，人們會從最聳動的標題直接植入印象，一旦熱度退散，媒體不會再為這標題翻盤，人們不會再追蹤它的進度，即便結果定案，也只會被擺進版面的角落。而默默承受汙名的人，則被迫尋找下一份出路。

到底該怎麼辦？



回家的路上，我照例開著廣播，腦中卻塞滿菜脯的提問，就像那些終其一生都在恐嚇他大腦的語句。我一直尋思著，如果再來一次，我該怎麼找回語言回應他？此時廣播送出了某段旋律，那是許鈞的《29》，以及那句他聲嘶力竭，不斷重複的歌詞，

" 沒有答案，只有硝煙瀰漫 "。

原文出處：心理師的腦中小劇場 - 劉仲彬臨床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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