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練摔死童3-1質疑篇】判9年引雜音　檢察總長邢泰釗嘆「於心何忍？」下令研究救濟途徑

柔道教練何聰樂不當管教新手黃小弟，導致他7歲的小生命畫上終止線，更讓他的父母悲傷的是，扼殺黃小弟的兇手何聰樂被輕判9年徒刑定讞。而這起案件的刑度如此之輕，和以往類似案件有天壤之別，引起法界和輿論不少雜音，對於刑度和罪名的檢討聲浪不斷。

最高法院日前駁回「摔童案」上訴，讓柔道教練何聰樂判9年定讞，黃父悲吼「殺了1個人才判9年」、黃母則表態「無法接受」，法界對「刑度」、「構成罪名」也有不少雜音。檢察總長邢泰釗更直言：「於心何忍？」他已密令檢察官著手研究是否有救濟途徑。這起司法案件招惹的質疑，並沒有因為案件定讞而休止，為黃小弟抱不平的輿論反而越演越烈。

比較兒虐案例　「摔童案」判輕了

《太報》從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以「傷害致死」查閱判決書，發現近年來矚目的「兒童傷害致死」、「家暴傷害致死」的虐童致死案件，在加重刑責的狀況下，多數被告即使俯首認罪，案件定讞的刑度也多數分布在10年以上。


因此，犯下「摔童案」的柔道教練何聰樂，在不認罪、不賠償也不道歉的狀況下，一路獲法院判9年直到確定，民怨早已在媒體輿論上沸沸揚揚。

檢察總長邢泰釗看到此案後，也對這起慘痛案例感到「非常痛心」，他接受《太報》訪問時直言：「於心何忍？」他表示，將請檢察官著手研究，尋求全案是否有救濟可能性。


但法界人士解釋，「罪名」和「刑度」，均屬於法院的審判獨立事項，在定讞判決之後，如何突破法律窠臼，只能透過聲請「非常上訴」、「再審」，而最後一條路就是打憲法訴訟來解套，3條路全都困難重重。

檢方人士表示，「非常上訴」是刑事訴訟的特別救濟制度，原則上是為了被告的利益而設計的制度，由於此案被判有罪確定，量刑則是法院的心證範圍，而「量刑不當」雖然也有可能構成「判決違背法令」的非常上訴事由，但成功機率不高；而「再審」需要有新事實、新證據才有機會翻盤，打憲法訴訟機會更是渺茫。

律師楊佳陵：量刑應更重、恐涉重傷害致死

律師楊佳陵直言，即使只構成「傷害致死罪」，她認為在「量刑」上也應該做更細緻的考量，刑度應該比9年更重；而她檢視本案，認為有一段犯行已觸及「重傷害致死罪」的範圍，刑度應該從10年起跳。

「看到這個案子，實在讓人心痛到不行！每個孩子都是家長的寶貝，家長也是因為愛孩子才會送他去學才藝，沒想到卻連命都沒了，這對家長而言是很大、很大的痛苦……」

她解釋，在英美的司法體系裡，被害對象只要涉及小孩，都會成為加重事由，犯下這種令人髮指的案件，都是要直接加重刑度。她建議，爾後若有涉及兒童的案件，必須給予特別保障，而法院在量刑時也必須更細膩思考，應委請兒權團體到庭表示意見，「要把孩子當成很重要的對象來看待。」


至於為何會涉及「重傷害致死罪」？楊佳陵解釋，被告是柔道教練，黃小弟已經在喊「頭很痛」，教練就負有救助義務，必須及時察看或送醫，但教練卻完全沒有這麼做；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黃小弟在練習時曾把柔道服的腰帶解開還給教練，這個動作已經明確表達出「停止學習」的意思，教練又怎麼可以不相信7歲小孩的表意能力，又不顧其意願罵他說「係假的」，然後繼續摔他？

她認為，黃小弟曾出言質疑教練，雙方發生衝突，教練卻接連摔了黃小弟10幾下，也可能有「教訓」的意味，在法律上可能已經具備「重傷害」的故意。

她點出，雖然在法律上不太好證明有「重傷害故意」，但黃小弟既然已經喊「頭在痛」，教練還去摔他，難免讓人懷疑教練主觀上有「讓他的身體機能嚴重毀損的故意」。她解釋，在司法實務上，許多互毆案件的罪名認定，焦點都會在「頭部」等脆弱部位，如果被告刻意針對「頭部」下手的話，法院很可能就會認定有「重傷害」或「殺人」故意。

她認為，此案如果被認定是「重傷害致死罪」，在刑度上，應從10年起跳，再往上疊。

曾任法官！律師孫正華：恃強凌弱不可取，科刑應多評價「權勢不對等」

2011年發生男童昊昊遭餵毒案，主謀劉金龍涉及以強暴手段迫使幼童施用毒品（最高可判死刑）等罪名，台北地院認定劉殺人，並依毒品重罪判他死刑；案件上訴二審後，仍採納強迫餵毒見解，但法院將殺人罪變更為「傷害致死罪」，並依毒品重罪改判30年，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後定讞。

當年在昊昊案判劉男死刑的法官孫正華，目前已轉任律師，看到「摔童案」新聞後，她嚴肅強調，「站在尊重生命權及保護弱小概念來看，不管對象是幼童還是小動物，所有『恃強凌弱』的行為都非常不可取，法院科刑時應該多評價這些『權勢不對等』的條件。量刑起始的考量應該要有所不同。」


但她解釋法院適用罪名時表示，「依據被告主觀不同，落入的法律評價也會有很大的歧異。」她說，法院做判斷時，往往最困難的一點，是探求被告在犯案時的主觀想法（故意與動機），但社會事實和社會行為不是實驗數據或數學公式，審判必須靠客觀情境、行為態樣及被告和被害人的關係等各種情況來佐證。

她解釋，以本案而言，客觀情狀就是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可能涉及的罪名有「傷害致死」、「重傷害致死」或「殺人」等，傷害致死可處7年到無期徒刑，重傷害致死可處10年到無期徒刑，殺人可處10年到無期徒刑、甚至死刑，罪責輕重落差極大。

在罪名方面，她則認為，此案從檢方起訴到一、二審，審檢辯歷經多次的法律證據調查、目擊者的傳喚，都沒有被認定涉及重傷害致死或殺人罪，自有一定的理由存在。

在量刑方面，她表示，法院量刑時，都會依照《刑法》57條的科刑因子作為給予刑度的標準。此案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加重其刑，但傷害致死罪的最高法定刑為無期徒刑，無法再加重，最低法定刑為7年。在法院認知裡，判9年已屬「加重」且「適當」之刑。

但她認為，以後類似案件將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由素人組成的國民法官，看案件的角度上，或許會有更多碰撞，可減緩專業司法機關和人民法感情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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