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老師專欄│台北公車增設「讓座鈴」　讓「隱性需求」觀念倒退、貶低市民素質

北市府公運處昨日宣布將在仁愛幹線上試辦增設「博愛座讓座鈴」，民眾按下後，車內會廣播「親愛的乘客您好，請您讓座給有需要的人，謝謝您的配合」，這不禁讓人聯想著名的史金納箱。

史金納是著名心理學家，他在1938年設計了一個帶有壓桿的箱子，發現老鼠在壓壓桿與取得食物的過程中，成功被制約，是行為學派重要的基礎。這股行為學派炫風，使得當時教育現場一窩蜂研究如何透過「刺激」與「反應」建構學習行為。至於個體怎麼思考完全不重要，更別提內在動機、道德準則、自我實現了。

台北市公車「仁愛幹線」開始實施「博愛座讓座鈴」，引起各界正反不一討論。（圖片來源／unsplash）

讓座哲學早已是公共政策長期以來的問題

博愛座的設計，從早期的「請禮讓老弱婦孺」到「請禮讓有需要的旅客」，涵括的面相變得更廣泛。然而，隱性需求難以被看見，讓座美意往往淪為情緒勒索，是這一個公共政策長期以來無法規避的問題。

在高中公民課程中，對特定群體實施「差別對待」以達成社會追求公平正義的目標，一直都是重要的條目。設置博愛座，並透過廣播宣導與顏色上區隔，希冀在資源分配更照顧弱勢者，這固然是美意。然而，這個政策能達到上述目的嗎？臺灣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又是真那麼低，得靠這種約束才能達成嗎？

參考日本讓座文化　或許台灣問題有解

將視野看向高齡化更為嚴重的日本，他們確實也有「優先席」的設計，但文化中不把「讓座」視為理所當然。這與幾個重要文化慣習有關，一來日本長者追求「健康」，步行與站立是老年人維持良好身體機能的關鍵，因此長者不將「坐著乘車」視為當然。另一方面，日本長者普遍體諒年輕人的工作環境與壓力，更清楚知道工作十幾個小時的上班族，比自己更需要那個座位。

我在研究所修習「專業倫理學研究」一門課時，教授曾言「當一個國家拼命宣導某一個價值時，其實就代表這個國家很欠缺那項價值」。例如某國政府在城內到處懸掛「請勿隨地大小便」的布條，即代表那個國家的人民鐵定常常隨地便溺，否則政府何需宣傳呢？

立意良好的政策，有時會迎來不那麼美好的後果。博愛座的設立本身即是將讓座的美德，訴諸公審、他律，更別說加裝按了會廣播叫人讓座的鈴鐺了。除了長得太像下車鈴，誤觸率必定極高外，簡直貶低市民素質，把人當史金納箱的老鼠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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