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維毅專欄｜論民主與極權：如何和高中生談法西斯主義？

每一次高三課程進入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學生總是特別感興趣，高度專注的模樣令人印象深刻，今年也不意外。

和學生談法西斯主義，我用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TED上的一場演講「Why fascism is so tempting -- and how your data could power it」作為開場，帶學生認識「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差異，讓學生理解法西斯主義中的唯一真理——國家利益至高無上。

比方說，法西斯主義者如何評鑑藝術？ 衡量標準只有一種： 如果電影是為國家的利益著想， 它就是一部好電影； 如果電影沒有為國家的利益著想， 它就是一部爛電影。 

同樣地，法西斯主義者如何決定在學校要教孩子什麼內容？ 答案很簡單，不論你教孩子什麼， 只要對國家有利就對了，真相完全不重要。 

「你以為現代社會不會再出現極權了嗎？」

接續，我和學生介紹電影「惡魔教室」（The Wave）的劇情，那是一則改編自1967年美國加州的真實事件，Rainer Wenger是一名教歷史的高中老師，他帶學生做了一個大膽的實驗，由他扮演極權領袖，學生們必須服從他的命令。

他們建構共同的口號、制服、標誌、行動，藉以區別「誰和我們是一夥的」。制服消除了每個人在服裝上的差異，型塑團體認同的象徵，也同時抹煞個體的獨特性。當有人不願穿上白襯衫、不願做「愚蠢」的手勢，則被視為異己分子摒除在外。

班級中的一位同學Tim，出生於優渥家庭，卻嚴重缺乏關愛。曾買毒品送給吸毒的同學，不過是想得到朋友。他熱烈投入了這場實驗，更從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自我價值。

「極權的可怕，正因爲它如此誘人。」

「浪潮」組織的故事，隨著後續情節的發展逐漸失控，也是電影令人震撼的所在。我們無法理解加入極權組織的人是怎麼回事，只能用「邪惡」來描繪他們的外在行為。

但是，當原先充滿疏離感、缺乏自我價值的人們在極權組織找尋到團體中的相對位置，無分你我、共同創造團體榮景；被崇拜的領袖因為逐漸膨脹的權力與虛榮心，也得到一個令人著迷的舞台。你覺得極權不會再回來嗎？

反民主的前世今生

讓學生看過「惡魔教室」的影片後，接著切入法西斯主義對民主政治的批判，他們批評民主太強調個人自由和權利，有礙國家團結。此外，管理國家是菁英份子的天職，並非庸俗愚眛的平民所能承擔。但是，民主錯了嗎？在極權世界的論述是如此，那當今社會呢？講到這裡，當然值得引述Jason Brennan在《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一書中所提出的觀點。

這本書的論調並不是反對民主、支持威權，而是帶領讀者思考「每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存在極高風險做出錯誤的決策，他提倡以知識菁英制取代現有制度，讓政治知識較高、政治資訊較多的人們有更多機會參與選舉和公共政策。

但是，如果我們將權力託付給一小撮人，真的能確保其產出適切、正義的決策嗎？有豐富政治知識的菁英必然適任嗎？他們會不會制定了只對特定群體有利的政策？若不讓每個人都擁有一票，那麼「沒有選票」的人們是否淪為次等公民？

回過頭來思考，民主雖存在許多治理難題，每天總會針對多種議題進行漫長的討論，但是當我們覺得領導者不適任時，卻仍能透過公平、公正的程序汰換領導者，並展現人民的集體意志。而且，除了民主制度，恐怕就難有此種設計。

所以，我們的重點究竟是思考哪些人該擁有更多權力參與決策？還是如何提升公民素養，讓更多人能夠具備一定的政治知識和價值判斷的能力？

民主、極權和「反民主」之間的對話，帶給我們的省思是什麼？

我認為，當全民普選制已成為各國所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現階段就不存在剝奪人們政治權利的可能。那麼Jason Brennan帶給我們的啟示是：民主深化，我們必須深耕公民教育，透過教育讓更多未來公民具有理性思辨公共議題的能力，不僅僅是投票而已，還要讓人們願意和持相異觀點的人們對話、尋求共識。我相信，當我們孕育愈來愈多具有公民素養的公民，才能更接近理想的公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