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可能是從武漢病毒實驗室外洩的　有哪些理據？

在全球造成2500萬人喪生的新冠病毒疫情，到現在依舊無法進行溯源調查。美國新冠疫情期間的抗疫總指揮，已退休的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NIAID）院長佛奇（Anthony Fauci），6月3日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也因為這個問題，遭到共和黨人嚴厲拷問。新冠溯源已經被美國內部政治鬥爭、中國干預等各種因素干擾，成為一潭渾水。但是在這些爭議的背後，一個趨勢已愈來愈明確：武漢病毒研究所外洩病毒的理論，從原本被嗤之以鼻的陰謀論，成為必須認真對待的理論。

一開始喊冤最大聲的就是嫌疑最重的人

在疫情爆發的最一開始，就有許多科學家懷疑新冠病毒SARS-CoV-2，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外洩的人工實驗品。但是一封2020年2月刊登在權威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的聯名公開信，直接斷然否認這個可能性，直接指控實驗室外洩論是毫無根據的陰謀論。

這封公開信最後成為一宗醜聞。因為主導發動這封公開信的科學家達斯札克（Peter Daszak），其創建的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就是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密切合作、收集研究冠狀病毒的機構。達斯札克隱瞞這項利益衝突，把這封公開信包裝成完全客觀中立的科學界宣言。

今年5月，美國聯邦政府已經斷定達斯札克與生態健康聯盟的研究有重大缺失，沒有妥善揭露與監督風險，禁止達斯札克與該組織接受任何美國政府的資金贊助。佛奇在3日的聽證會上，也表示他支持對生態健康聯盟的這項制裁。

疫情就爆發在廣泛收集、改造病毒的武漢研究中心

達斯札克與其機構的醜聞是指向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線頭。生態健康聯盟的創設宗旨，就是在全球各地盡可能收集可能感染人類的病毒樣本，進行研究，以「預測防範」下一場可能的疫情。達斯札克就靠這個向美國政府提出計畫，收取資金。

這和石正麗領導的武漢病毒研究所團隊一拍即合。石正麗與其團隊就在間接獲得美國政府的資金援助下，在中國與東南亞，到處從蝙蝠洞收集與SARS相近的病毒樣本。

而根據石正麗團隊的研究，他們收集到最接近新冠疫情SARS-CoV-2的病毒樣本，是在武漢1600公里外的雲南洞窟。具有高度傳染性的新冠疫情不在雲南爆發，不在這1600公里路途上大量的中國城鎮爆發，而恰恰就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城市爆發。

另一個讓人高度懷疑的證據，是就在2019年疫情爆發的前一年，武漢病毒研究所與達斯札克的生態健康聯盟，共同提出一項名叫「化解」（Defuse）的研究計畫。

這項計畫是製作一種SARS冠狀病毒，讓其棘狀蛋白具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furin）的特性，更容易感染人體。而這個特徵，也正是SARS-CoV-2具備、相當獨特的性質。

「化解」研究計畫沒有獲得美國政府批准撥發經費，不過佛奇也承認，他們根本不可能知道武漢病毒研究所私下做了什麼研究，是否執行了這項計畫。

中國的病毒研究在極為低度的安全狀況下進行

而對於這種風險極高的病毒研究，石正麗團隊是在防護等級極低的環境下進行。生物實驗室的防護等級分為四級，第四級（P4）是最高等級，而這也是當初法國幫助武漢病毒研究所要建立的研究環境。在法國專家參與下，武漢病毒研究所成為中國第一個具有第四級生物防護研究室的研究機構。

但是，石正麗在對這種高傳染性的病毒進行研究時，直接下放到僅有第二級防護措施（P2）的環境進行。這種防護等級無法阻止像是SARS-CoV-2這種可以透過空氣傳染的病毒散布。

與達斯札克與石正麗合作，開發出武漢病毒研究所改造病毒技術的生物學家巴里克（Ralph Baric），今年1月在美國國會閉門作證時就表示，他已經警告過石正麗在防護等級不足的環境下進行危險研究。他並且警告達斯札克，他不可能相信中國方面是在防護充足的環境下進行研究，這是個「狗屎」說法。

自然傳播論一直找不到證據

與實驗室外洩理論相對的是「自然傳播」理論。這個理論曾經被《刺胳針》那篇聲名狼藉的公開信，認定為探索新冠疫情源頭唯一可取的研究路線。佛奇3日作證時也說，他認為新冠病毒來自自然界，不是實驗室。

自然傳播論的最主要假設，是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所販售的野生動物，在感染新冠病毒後，感染到商家與民眾身上，接著引爆疫情。

但要證實這個理論，應該要在一些「中介動物」上找到感染的痕跡。目前並沒有找到這種中介動物感染的證據，而這非常令人困惑。因為在2002年SARS疫情爆發，以及2012年MERS疫情爆發後，科學家很快就找到中介動物的證據。為何傳染力極為強悍的SARS-CoV-2病毒，卻一直找不到中介感染動物？

在中國完全拒絕調查下，這些疑問目前只能追著達斯札克與其同夥進行探究。但是在北京政府願意公開接受調查之前，我們可能永遠無法追查到新冠病毒的源頭，而這也可能就是北京政府想要達成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