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碳焦慮到碳興奮5-1】台灣碳權交易所來了！但沒有管制，就沒有碳權，哪來的碳交易？

趕在世界地球日之前，今年4月19日，蔡總統在出席台灣美國商會「謝年飯」活動時透露，將由台灣證券交易所、國發基金、環保署三方合作，研議成立「台灣碳交易平台」。

緊接著，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林修銘也在4月24日鬆口，「台灣碳權交易所」有望在今年7月底前成立，他將擔任首任董事長。

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台灣碳權交易所，果然振奮人心；股票交易市場上，包括永豐餘、華紙、農林、正隆等所謂的「碳權交易概念股」，股價表現立即笑開了花。

彷彿有了台灣碳權交易所，過去所有因為減碳、淨零而遭遇的困境都立即解套，全民的「碳焦慮」一夕之間變成「碳興奮」。

就在萬眾期待台版碳權交易所即將在今年7月揭牌之際，KPMG安侯永續董事總經理、KPMG亞太區ESG負責人黃正忠卻擔憂的說，大家好像都本末倒置了。

黃正忠表示，人們在討論「碳交易」這個議題之前，似乎都忘了「交易並不是目的」，關鍵是要先有排碳量的「總量管制」，才有排碳上限；有了限制，才會有「碳權」，進而才會有「交易」。

迄今，台灣雖已針對287家排碳大戶完成了碳盤查，卻沒有實施「總量管制」，沒有管制，就沒有碳權，更沒有需求，又哪來的交易？



什麼是「碳交易」？為什麼有「碳權」？

黃正忠曾任台灣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秘書長達16年，是我國推動企業社會責任（CSR）、永續性報告、ESG、碳盤查及碳揭露、環境會計、企業永續策略及碳管理的先驅。

黃正忠說，「碳交易」成立的要件，第一步，就是國家政策要明確對二氧化碳排放進行「總量管制」，也就是訂出二氧化碳可排放的上限值；因為「總量管制上限」，大家才會設法降低碳排放量，例如要求各個產業、公司，或部門降低排碳量。

第二步，有了「總量管制」後，萬一達不到管制要求怎麼辦？這時有兩條路徑可走，其一是「繳交罰款」；其二若不想繳罰款，可使出洪荒之力讓排碳量下降，甚至減碳成績超出法規要求。為了鼓勵這些減碳模範生，這些優於法令要求的減碳成績，就可以變成「碳權」，拿到市場上交易。

碳排量超標的業者，買進減碳模範生的「碳權」後，就可以抵消超額碳排量，自身不必繳罰款，減碳模範生也因此增加了業外收入。一宗碳交易，在雙方合意下順利成交。



「碳交易」就像一群人被關進房間，之後再「有力出力、有錢出錢」

黃正忠表示，歐盟最早的碳交易機制，就是設計讓減碳未達標者，可向減碳有成者購買其多餘的碳權額度。

「碳交易」之所以成形，是法規限制了排碳上限，若超標，不是繳罰款，就是去購買他人碳權，而罰款可能是平均碳權交易價格的數倍，如此才會驅動市場交易。黃正忠形容，碳交易就相當於「有力出力、有錢出錢」。

「可是，碳權的交易，也只有在被關進那個房間，有總量排放上限的這群公司，彼此之間才有交易，才有政府核配的碳排放配額。」碳權交易市場原先是「封閉的」。

歐盟碳交易體系採行總量管制「Cap and Trade」

黃正忠以歐盟碳交易市場的起源為例，一切的源頭就是來自「減量」管制，因為歐盟政府設定碳排放上限，且逐年加嚴；「這就好似跳凌波舞（Limbo），既要讓身體通過竹竿下方，又不能讓竹竿掉落或讓身體摔跤，但竹竿一直下降，難度越來越高」。

黃正忠表示，當碳排放量上限逐年加嚴的過程中，就有業者會超過排放配額，低於排放配額者，減碳越多，越能驅動彈性機制，創造業外收入。

因此，有了管制，才有交易需求。這個交易體系，就被稱做「Cap and Trade」，「Cap」指的是排放上限，也就是總量管制，而且要逐年減量，沒有「Cap」就不會有「Trade」（交易）。

但黃正忠提醒，這個「Cap」不能訂太鬆，若排碳上限訂很鬆，就像「竹竿」沒什麼下降，大家把電燈關一關，稍微減量就滿足了，市場也就沒有「碳交易」的需求，「碳權」市價就很低；反之，若「Cap」管很嚴，越來越多人超標，不想繳交巨額罰款，碳權市場就會很熱絡，碳交易價格就水漲船高，企業也才有減碳的誘因。

「因此，大家在說的碳交易，主要就是封閉式系統裡的『Cap and Trade』，總量管制而產生的交易體制。交易體系中，『量鬆、價就跌』，『量緊、價就高』。」黃正忠說。

此外，碳交易市場也會對政策有預期心理，例如禁油車、能源效率提升、管得越來越多，碳稅或碳費將開徵⋯⋯。總之，外部壓力越高，管制趨嚴的預期心理越大，也就驅動碳權價格上漲。

被關進房間的人都買不到碳權怎麼辦？只好開小門

而當「Cap」管制已嚴格到所有被關進房間的企業都超標，全員都買不到碳權時該怎麼辦？黃正忠說，此時，原本封閉的體系內，就會「開一個小門」，也就是讓其他國家的碳權、或是經過管制政府認可的民間碳權「流進來」。

為什麼要強調是「開一個小門」？因為若門戶大開，經年累月下來，企業就會習慣用錢買碳權，而不是真正做碳排減量的工作，「就好似歐洲中世紀晚期，羅馬教廷向富人出售的『贖罪券』」。公司有錢就可以四處搜購碳權，而不再用盡洪荒之力來減排，這就偏離了原本為了因應氣候變遷而要減碳的工作了。

不是贖罪券 門洞不能大開

「因此，碳交易市場的設計，就是先關進一個封閉性的市場，當減碳壓力被逼到牆角後，再開一個小門，讓外界碳權可以流進來。」黃正忠說。

他表示，把小門打開，讓外界碳權流進來，目的還是鼓勵大家用「成本有效性」的方式減少碳排，除了可以符合碳排規定之外，也讓真正努力減碳、取得碳權者，有一點生財的機會。

因此，黃正忠表示，全球採行「Cap and Trade」（總量管制）碳交易制度的國家，都會限制外流進來碳權的額度，例如不能超過整體總量管制的10%或15%。

新加坡的「碳稅」制度

相對於歐盟採行的「Cap and Trade」，新加坡則是採用「碳稅」（Carbon Tax）機制。黃正忠說，新加坡自2019年起實施碳稅，最初也是針對排碳大戶先進行碳盤查，之後每排1公噸的碳，國家財政部門就要向你收取10美元、約當新台幣300元的碳稅。

當時，新加坡企業反彈也很大，因此新加坡政府就調降至每公噸4美元。

但如今，新加坡政府已宣布，將在2024年把碳稅跳升到每公噸10美元；而且在2030年至2040年之間，就要再調升至每公噸30到40美元；碳稅將大幅調漲，若企業排放100噸，企業碳稅負擔就更顯著。

新加坡碳稅制度也開了一個小門

黃正忠說，新加坡政府已完成碳盤查，在宣布一系列「碳稅」精進政策之餘，為了降低對企業衝擊，制度也設計容許有5%的排碳量，可以透過向外購買經新加坡政府認可的碳權抵換掉。

因所有開放向境外購買碳權，企業透過碳交易買進的碳權，可能低於向政府繳交碳稅的金額，降低對企業衝擊。但黃正忠強調，如同Cap and Trade制度，這也是只有開一個小小的窄門，讓境外碳權流入。

黃正忠表示，透過限制了境外碳權流入的額度，只開了一個小門，也就維繫了驅動企業持續減碳的動力。

由歐盟、新加坡制度的解析，我們可以了解到，全球排碳要付費的機制有兩種。其一，是「總量管制」，即「Cap and Trade」，第二種就是碳稅（Carbon Tax）。兩者的共同點是減碳壓力逐年加嚴，之後再開一個小門，但台灣即將上路的，卻是獨步全球的「碳費」制度，這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