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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運動、吃保健食品 羅冠聰:時代推著我走,我選擇好好走下去

    2024-08-27 07:00 / 作者 李佳穎
    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右)來台出席《時代推著我們前行》新書發表會。李佳穎攝
    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在2018年出版的《青春無悔過書》當中這樣寫:「所以,有時候,想走也想留下,人就生活在這種矛盾之中。它可以消耗你的能量,榨取你的生命,但也可以成為你的救贖,走下去的動力。天堂和地獄,真的全在一念和捻指間。」2020年6月,他選擇流亡英國,但是沒有選擇離場,反而將流亡心事寫成第二本中文書《時代推著我們前行》。

    第一本書《青春無悔過書》可以說是獄中書簡,他在2017年被剝奪議席,同年因參與社會運動而入獄,不過在香港出版完售後,出版社就不願再印,《時代推著我們前行》只能選在台灣出版——他18歲之後離開香港第一個旅行的地方,也是他在離開香港後,所能抵達最接近香港的地方,他來台時總是念叨著「台灣成為最接近香港的可能。」

    就讀耶魯、流亡英國,羅冠聰還獲頒時代雜誌影響力人物,這些經歷與頭銜讓他看起來與眾不同,他其實來自一個雙親都不會說英語的家庭,也自認出身辦學差勁的學校,英語能力不如同輩的其他朋友,他擁有許多人在20歲迷惘、30歲的轉變,在身處的位置忐忑,有時會有冒牌者症候群,有時自我懷疑,有時自我疑惑。

    羅冠聰今年31歲,大學時就讀嶺南大學,透過加入學聯會參與學生運動,23歲時當選成為香港立法會史上最年輕的議員,但因宣誓誓詞的風波,在2017年夏天被取消席次,同年因2014年所參與的公民廣場案而入獄8個月。羅冠聰出獄後,2019年前往美國耶魯大學就讀1年期的碩士,積極投身海外倡議,在2020年7月香港國安法生效前,便流亡至英國,爾後在英國申請政治庇護。

    第一本書寫坐牢,第二本書談流亡,兩件事都是生命中的苦難,究竟有什麼不同?羅冠聰開懷地說,坐牢是過去完成式,回頭來看這是一段成長的過程,認識不同的人,了解不同的生活狀態,加強了自己的韌性,流亡是現在進行式,「唯一共同的是,很多香港人都正經歷坐牢與流亡。」羅冠聰不只出書,他還有部落格,都是希望能讓同道中人獲得安慰與共鳴。

    短短10年間,參與社運、競選議員、鋃鐺入獄、流亡海外,羅冠聰從弱冠之年至而立之年。他曾說,這段時光有為人讚頌的一面,但也有青春該有的缺陷和悔疚。
    香港雨傘革命領袖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2018年遭香港上訴法庭判刑。路透社

    「對我來說,現在也是思考人生重新調整的時刻,我未來想要做什麼?我有什麼除了政治倡議以外的工作與行動?」羅冠聰受訪時這麼說。這些問題,他都沒有答案,「流亡就是不斷摸索與重新思考的過程,思考自己與社群、與社會運動的關係。」環境正在改變,香港政府與香港市民、社運人士的關係都在改變,他有所思考,也因此迷惘。

    除了大我的意義,羅冠聰也思考小我的存在。他提及,他已經30歲了,體力不如從前,無法熬夜、必須定期運動、吃保健食品,也開始思考40歲、50歲的時候想要達到什麼樣子的狀態,也得將政治工作、親密關係、個人生活等不同面向一併列入考慮,他很溫柔地說:「照顧自己才能支持身邊的人。」

    羅冠聰認為自己對香港有責任和義務,但他不用「扛」這個字,而是真誠地在政治倡議工作中獲得成就感與意義感,且正在實踐自我認同的理念,「如果我沒有成就感、發現與自己理念相距太遠,是不是有可能放棄呢?當然是的。」他這樣自問自答。這番思考不是消極的失敗主義,而是自我反覆辯證的過程。

    羅冠聰如今成為香港在反送中抗爭後的國際倡議的重要一員,他在2022年出版的英文書《Freedom》時曾在新書座談便直言:「我的政治生涯與香港民主互相牽連。」該書的第一章,他從父親的故事寫起,當時他所在的農村面臨飢荒,於是他在1970年代末從中國偷渡到香港,「如今,香港從接受難民的地方成為生產難民的地方。」
    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訪台出席《時代推著我們前行》新書發表會。陳品佑攝

    至於羅冠聰1993年在深圳出生,至1999年才到香港定居,他還記得母親在關口給了他一張港幣,告訴他過了管制站就不再使用人民幣。爾後他在成長的過程中,才慢慢意識到,香港和中國享有兩種不同的權利與生活方式,如今,他他的家族移動軌跡反而土凸顯了歷史的弔詭與矛盾,讓他感嘆這是「悲劇式的歷史註腳」。

    羅冠聰的家庭和大多數人一樣,不喜歡共產黨但並沒有太多民主教育,2008年中國在北京奧運獲得史上最多面的獎牌時,他也為中國隊加油,直到在高中時知道了劉曉波的故事,大學時開始參與民主運動。他曾說:「這幾年,香港人已經從支持中國隊,變成支持『中國對面』隊,每次比賽要支持10幾隊,突然變得好忙啊。」

    新書正是他最深刻的身受與寫照:「我是被時代推著,很多時候不是自己主動站出來」,他謙稱是普通的學生,在那個時代站出來就成為學生領袖,「滿多時候的確會有冒牌症候群」,所以必須要一直說服自己,有能力透過個人書寫折射香港政治社會的現況。他分享道:「很怕成為與香港割裂的人,於是在這一段時間,即使新聞多麽難受、嘔心,我還是耐心地一篇篇閱讀。」

    台灣10年前的社運人士也分道揚鑣,香港街頭熙來攘往,有人走有人留下,台港社會10年來變化劇烈,他倒是豁然開朗認為,社會運動只是人生的階段,並不能定義人生的全部,當時生命階段的位置不代表他未來的人生軌跡;不同時刻的不同追求與規劃,都很特別,也很正常,不需要特別覺得惋惜。他堅定地說:「雖然時代推著我走,但我也自己選擇了這條路,那就是要好好的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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