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聲視野｜對性侵害犯罪的強制治療，恐引發違憲疑慮

此制度自立法以來，便因違反「絕對不定期刑禁止原則」（不能制訂沒有上限的法定刑），而引發遊走違憲邊緣之疑慮。

綜觀現行刑法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針對性侵加害人的矯正措施，主要是以獄中治療、刑後強制治療及社區監督三者組成。

現行法律對性侵害犯罪的強制治療，可能引發違憲疑慮。（圖片來源／PIXABAY）

引發爭議的便是其中的刑後強制治療制度，此制度緣起於「華岡之狼」事件引發社會健全性侵加害人矯正制度的聲浪後，婦運團體遂聯合立法委員展開刑法的修法，將強制治療的時間點從「刑前」移到「刑後」，治療期限則至行為人「再犯危險顯著降低」；只要再犯危險未顯著降低，就不得假釋，等同未制定最長期限，此部分於修法時即頗受爭議。

法務部檢察司蔡碧玉司長2004年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審查會議中即指出：「這幾天司法委員會正在討論我們提出的刑法修正案，其中有一條條文的設計是，將來要出獄的人如果經過評估，認為他還沒有達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的話，就要接受強制治療，這個治療是沒有期間限制的，事實上會形同永久。」究其發言之意旨，已揭示強制治療可能造成性侵害犯罪人永久隔離之結果。

即使司法院大法官於2020年12月31日作出的釋字第799號解釋，已就強制治療未規定最長期限認定合憲，惟於理由書中亦指出：「為避免牴觸憲法之疑慮，縱依個案具體情形而確有必要對受治療者長期持續施以強制治療，立法者亦應於制度上建立更能促進其得以停止強制治療而重獲自由、復歸社會之配套機制或措施。受治療者接受強制治療之時間愈長，協助或促進其得以停止強制治療之配套機制或措施即應更加多元、細緻。唯有如此，方能確保為維護社會大眾人身安全、性自主權及人格權等特別重要公共利益。」

顯見強制治療的配套措施亟需完善，筆者曾於監所服務多年，茲就個人實務經驗，研提如下建議：

一、釐清性侵加害人是否為精神病患，再決定處遇方式

現行強制治療預設性侵加害人均為需治療的精神病患，然按精神衛生法的界定，精神疾病實際上指的是「思考、情緒、知覺、認知、行為等精神狀態表現異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其範圍包括精神病、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精神疾病，但不包括反社會人格違常者」。

因此，並非所有性侵加害人均屬精神病患，非屬精神病患的加害人（如反社會人格違常者）不宜再由精神醫療領域負責，而應另覓適合的專業領域處理。

二、依性侵加害人惡性，區分治療期間

基於社會安全考量，對於高風險的強制性交殺人犯施以長期或無限期的治療期間，實為合情合理，但性侵害犯罪態樣多元，就惡性較輕微的性侵犯罪，如裸露性器官的猥褻行為，應考慮有期限的治療，以避免刑後治療期間比法官判刑刑度長的不合理現象。

三、建構科學實證的性侵加害人本土化處遇模式

近年來台灣推動「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結合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NIDA）提出的13項治療原則，並進行矯正、衛政、勞政、社政的跨部門連結，以於監所及社區內協助毒品犯成功脫離毒癮。

性侵害犯罪對社會與受害人的傷害不下於毒品犯罪，台灣卻未對此犯罪建構科學化、實證化與本土化的處遇模式，相關部門應就此方面加強研發作為，並推動跨部門的聯合機制，以多元化、細緻化性侵加害人的處遇模式，有效維護社會安全。

最後，對於性侵害犯罪，除應完善性侵加害人的處遇模式外，更應向前延伸強化預防機制，而根本的預防之道就是落實性別教育，自小培育學生的性別意識，使他們理解如何與不同性別者相處，學會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惟有健全大眾的性別意識，大法官所說的人身安全、性自主權及人格權等重要公共利益才有真正確保的可能。

作者：王昱培（地方政府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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